刑法二
刑制中
（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修律令成，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颁新律。其后，明法掾张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於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
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法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於法律之中。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不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僣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倡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迳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治似故纵，持质似恐喝：如此之比，为无常之格也。
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罚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闲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喝，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於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於中，而形於言，畅於四支，发於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谒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疋以上，弃市；即燔宫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殴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殴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取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者。用法执诠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机格之上，称轻重於毫铢，考辈类於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也。
东晋元帝为丞相，在江东承制。时百度草创，议断不循法，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自军兴以来，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按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駮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家长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於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来，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者也。”
宋文帝时，蔡廓为侍中，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鞫之诉，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时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并死，太重。请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宽恕篇。）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请改定制令，疑部人杀长吏科，议者谓值赦宜加徙送，秀之谓：“律文虽不明部人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人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