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以皇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余顷，反减赋七十一万余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余。”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余。”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薰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