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圣人知天而尽人之理”时、书所载，有不可得而详者，世而下，亦无从而知其深矣。乃自后世观之，水天之佑，受人之归，六寓而定数白年之基者，必有适当其可之几，言亦可以知天、可以知人焉。得天之时则不逆，应人以其时则志定，时者，圣人之所不能违也。唐之取天下，迟回以起，若不足以争天下之先，而天时人事适与之应以底于成，高祖意念之深，诚不可及也。
大之理不易知矣，人之心不易信矣，而失之者恒以躁。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周之嗣稷，建国于唐、虞之世，元德显功，自有社稷，而非纯乎为夏、商之臣也。则隋虽不道，唐不可执言以相诘。天有纲，则理不可踰，人可有辞，则心不易服也。故杨广基高祖而屡欲杀之，高祖处至危之地，视天下之分崩，有可乘之机，以远祸而徼福，然且敛意卑伏而不递起；天下怨隋之虐，王薄一呼，而翟让、孟海公、贸建德、李密、林士弘、徐圆朗、萧铣、张金称、刘元进、管崇、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朱粲群起以亡隋，唐且安于臣服，为之守太原、御突厥而弗动。至于杨广弃两都以流荡于江都，李密已入雒郛，环海无尺寸之宁土，于斯时也，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痡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亡于群盗，唐自关中而外，皆取隋已失之宇也。然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几，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都。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县绝矣。
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则叛主之名可辞；而闻江都之杀，涕泗交流，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呜呼！天子之尊，非可志为拟也；四海之大，非可气为压也。相时之所疾苦，审己之非横逆，然后可徐起以与天下休息，即毒众临戎，而神人罔为怨恫；降李密，禽世充，斩建德，俘萧铣，皆义所可为、仁所必胜也，天下不归唐，而尚谁归哉？慎于举事，而所争者群盗也，非隋也；非恶已熸而将熄之杨广也，毒方兴而不戢之伪主也。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则汤、武必行法以俟命，其静审天人之几者，亦可髣髴遇之矣。
二
李蜜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贞、单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太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粗帅以降唐，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更始杀伯升，皆终于败，其辙一也。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味者犹称范增为奇计，鄙夫之陋，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
夫驭物而能释其疑忌者，虽未能昭大信于天下，而必信之于己。信于己者，谓之有恒，有恒者，历乎胜败而不乱。己有以自立，则无惧于物，而疑忌之情可以不深，李密者，乘人以鬭其捷，而无能自固者也。密，隋之世臣也，无大怨于隋，而己抑无可恃之势，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杨玄感，玄感败，亡命而依翟让，隋有恨于密，密固无恨于隋，而檄数其君之罪，斥之如仆隶，且既已欲殪商辛执子婴矣，则与隋不两立，而君臣之义永绝。乃宇文化及弑立，而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密惧杂阳之让其后，又幸盖琮之招己，奉表降隋，以缓须臾之困，而受太尉尚书令之命。夫炀帝，密之所欲殪之于牧野者也，而责化及曰：“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侗，密之所欲执之于咸阳者也，而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反而自问，唐公见推之语而不惭，念起念灭，而莫知所据，匹夫无志，为三军之帅面可夺，其何以自立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咎可补也；凶可贞也，人皆可承以羞，而死亡不可逸矣。故诸将之亟于背密而乐于归唐也，羞其所为而莫之与也。密死而不能揜其羞，岂有他哉？无恒而已矣。
三
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遐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子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
李密弃土释兵，拥二万人以降唐。密之乱天下也，有必诛之罪，而解甲以降，杀之则已重矣。北有书，东有世充，密独闲关来归，为天下倡，当重奖之以劝天下者也；而本为惰之乱臣，天下之，贱贼，厚待之，则又已重矣。密之狙诈乐祸而骄，虽降唐而无固志，缓之须臾；则跳梁终逞，宜乎厚防以制其奸，不可遽抑而激之怨。而众叛援孤，力穷智屈，疑之重则又本轻，视为轻而又若重；审其所适然之数者，权也高祖授之以光禄卿，一闲宂之文吏；而司进食之亵事，使执臣节于殿陛，一若不知其狡点凶很者然，此之谓能持权以制天下者也。非故扬之，非故抑之，适如其稽颡归命之情形，而澹然待之若进若退之闲。呜呼，此大有为者之所以不可及也。
于是而密无可怙之恩，抑无可讼言之怨，许无所雠，恶无所施，不得已而孤骑叛逃，一有司之禽捕而足矣。使其志悛而终顺与？则饱之以禄，安之以位，一如孟昶、刘继元之在宋，而不至如黥布、彭越之葅醢以伤恩也；密之不然，自趋于死，而抑无怨矣。于是而知天下之至很者，无很也；至诈者，无诈也；量各有所止，机各有所息，以固然者待之而适如其分，则于道不失而险阻自消。天下定于一心之平，道本易也；而非大有为者，不足以与于斯。
四
徐世勣始终一狡贼而已矣。其自言曰“少为亡赖贼”，习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夫为盗贼而能雄长于其类者，抑必有似信似义者焉，又非假冒之而欺人亡实也；相取以气，相感以私，亦将守之生死而不贰。如萤之光，非自外生，而当宵则燿，当画则隐。故以其似信似义者，予之以义之能执、信之能笃、而重任之，则一无足据，而适以长乱。其习气之所守者在是，适如其量而止，过此则颠越而不可致诘。其似信似义者亦非伪也，愈真而愈不足任也。
世勋受李密之命守黎阳，魏征安集山东，劝之降唐，而世勣籍户口士马之数，启密使献之，己不特修降表，高祖称之曰：“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遂宠任之，以授之于太宗，而终受托孤之命。世勣之于此，亦岂尽出于伪以欺高祖而邀其宠遇乎？其所见及是，其所守在是，盖尝闻有信义而服膺焉，以为是可以卓然自命为豪杰也，故以坦然行之，而果为高祖之所矜奖。若其天性之残忍，仅与盗贼相孚，而智困于择君，心迷于循理，可以称英君之任使，不可以折闇主之非僻，则祗以铮铮于群盗之中，而遽许之以纯臣，高祖、太宗知人之鉴，穷于此矣。夫不见其降于窦建德，质其父而使为将，遂弃父而欲袭曹旦以归唐乎？故其为信义也，盗贼之信义也，察于利以动，任于气以逞，戕性贼恩，亦一往而不恤，遽信其为纯臣而任以安定国家之大，鲜不覆矣。曾子曰：“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惟君子而后可以履信而守义，非小人之所能与，殆鱼跃之不可出沼，鸟步之不可越域也矣。
五
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上，皆自诰伪中祓濯而出者也。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不伏同昏之诛，而犹蒙宠任。盖新造之国，培养无渐渍之功，而隋末风教陵夷，时无严穴知名之士可登进之以为桢干，朝仪邦典与四方之物宜，不能不待访于亡国之臣，流品难以遽清，且因仍以任使，唐治之不古在此，而得天下之心以安反侧者亦此也。乃何独至于苏威而亟绝之？盖苏威者，必不可容于清明之世，苟非斥正其为匪人，则风教蔑、廉耻丧、上下乱，而天下之祸不可息也。
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天下翕然仰之以为从违，隋可亡，而威不可杀。故宇文士及、王世充、李密皆倚威以收人望，威亦倚其望以翱翔凶竖之庖俎，锋镝雨集，骨血川流，而威自若也。是则兵不足以为疆，险不足以为固，天子之位不足只为尊，而无有如威之重者，士亦何惮而不学威，迂行腐步、奡岸以逍遥邪。媚于当世也似慎，藏于六艺也似正，随时迁流也似中，以老倨骄而肆志也似刚，杀之无名，远之不得，天下且以为道之莫尚可。而导世以偷汙，为彝伦之大贼，是可容也，熟不可容也？明王之所必诛勿赦者，唐姑拒之而弗使即刑，其犹姑息怜老、仁过而柔乎！若德彝、士及、裴矩之流，天下知贱恶之矣，虽复用之，不足以惑人心而坏风化，杀之可也。赦之而器使之，亦讵不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