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薛仁呆、萧铣、窦建德或降或杀而皆斩。唯王世充赦而徙蜀，此不可解之惑也。唐高君臣当大法可伸之日，而执生杀之权，夫岂茫焉而罔正如此。世充，隋之大臣也，导其主以荒淫，立越王而弑夺之，其当辜也，固也；乃世充力守东都，百战以扞李密，而其篡也，在炀帝已弑之后，使幸而成焉，亦无以异于陈霸先。而唐立代王，旋夺其位，有诸己者不可非诸人，唐固不能正名以行辟也。且取世充与仁杲、建德、萧铣较，世充者，操、懿以后之积习也。建德、仁杲以匹夫，铣以县令，忽乘丧乱，遂欲窃圣人之大宝以自居，则张角、黄巢之等匹，尤不可长之乱，而无可原之情矣。
春秋于里克，宁喜弑其君而其伏诛也，书曰“杀其大夫”；齐豹杀公兄，阳虎窃玉弓，未有弑逆之大恶也，而书曰“盗”。贵近之臣，或以亲，或以旧，或以才，为国之柱石，先有成劳于国，而人心归之，然后萌不轨之心以动于恶，欲效之者，固未易也。且人主与之相迩，贤奸易辨，而可防之于早也；辨之弗明，防之不夙，渐酿坚冰之至，人主亦与有罪焉。若夫疏远小臣如萧铣，亡赖细民如建德、如仁呆，始于掠夺，攫穷民而噬之，为合势成，遂敢妄窥天位，则四海之广，枭桀饮博之徒，苟可为而无不可为，人君居高而莫察，有司拘法而难诛，决起一旦而毒流天下，则虽人主之失道有以致之，而螘穴一穿，金隄不保，祁寒暑雨之怨咨，皆可为耰耝棘矜之口实；及其溃败乞降，犹可以降王之礼恣其徜徉，则人何惮而不杀越平人以希富贵；况当初定之天下，众志未宁，此扑而彼兴，岂有艾乎？
自东汉以后，权臣之篡者，成而为曹魏、六朝；未成而败，为王敦、桓温、刘毅、沈攸之、萧颖胄、王僧辩；危成血达败，为桓玄、侯景；乃及隋之亡，而天下之势易矣，人皆可帝，户皆可王，是匹夫狂起之初机也。唐及早惩之，正草泽称尊之大罚，然且有黄巢之祸，延于朱温而唐以亡：使弗惩焉则暗主相承，政刑无纪，闾井之匹夫，几人帝而几人王，生民之流血，终无已日矣。若权臣受将相之托，为功于国，而逼夺孤幼，则不待正鈇铖于世充而无有继之者。高祖相世运之迁，大权之移，祸胜之变，而责世充、咏僭，其亦審矣，而岂贸责以张弛乎？已天下之乱者义也，而义固随时以制宜者也。世充可诛也，建德、铣、仁果尤不可贷者也，非昧于治乱之几者，可执一切之义以论得失也。
七
言有不可以人废者，自德彝。之策突厥是已。突然拥众十五万寇并州，郑元璹欲与和，德彝曰：“不战而和，示之以弱，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成并著。”斯言也，知兵筹国相时之善术也。唐之不能与突厥争，始于刘文静之失策，召之人而为之屈，权一失而弗能速挽矣。中国初定，而突厥席安，名有可挟，机有可乘，唐安能遽与突厥争胜哉？然当百战之余，人犹习战，故屡挫于刘黑国而无朒缩之心，则与战而胜可决也；所难者，锐气尽于一战，而继此则疲耳。奋起以亟争，面藏拙于不再，速与战而速与和，则李神符、萧颛之功必成，而郑元璹，之说必雠矣。
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犬系项而后驯，蛇去齿而后柔者也。以战先之，所以和也；以和縻之，所以战也；惜乎唐之能用战以和，而不用和以战耳。知此，则秦桧之谋，与岳飞可相辅以制女直，而激为雨不相协以偏重于和，飞亦过矣。抗必不可和之说，而和者之言益固，然后堕其所以战而一恃于和，宋乃以不振而迄于亡。非飞之战，桧亦安能和也；然则有桧之和，亦何妨于飞之战哉？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此中国制夷之上算也。夫夷狄者，诈之而不为不信，乘之而不为不义者也，期于远其害而已矣。
八
唐初定官制，三公总大政于上，六省典机务于中，九寺分庶政于下；其后沿革不一，而建国之规模，于此始基之矣。一代兴，立一代之制，或相师，或相駮，乃其大要，分与合而已。周建六官，纯乎分也，奉统以一相一尉而合，汉承之而始任丞相，后任大将军，专合于一，而分职者咸听命焉。唐初之制，三公六省与九寺之数相匹，所重在合，而所轻在分。于九寺之上，制之以八省，六省之上，涖之以三公，统摄之者层累相仍，而分治者奉行而已，长短以时移，得失各有居也。然而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则劝奖人才以详治理，唐之斟酌于周者，非不审也。
国家之务，要不出于周之六官，分其事而各专其职，所以求详于名实也；因名责实，因实课功。无所诿而各效其当为，此综核之要术也。然而有未尽善者存焉，官各有司，司各有典，典各有常，而王之听治，综其实，副其名，求无过而止；因循相袭，以例为师，苟求无失，而敬天勤民、对时育物、扬清激浊、移风善俗之精意，无与消息以变通之。实可稽也，不必其顺乎理；名可副也，不必其协于实；于是而任国家之大政者，且如府史之饰文具以求免谪，相为缘饰，以报最于一人之听覩，而人亦不乐尽其才。故周制使冢宰统六典以合治之，而冢宰既有分司，又兼五典，则大略不失，亦不能于文具之外，斟酌人情、物理、时、事变之宜，与贤不肖操心同异之隐，以求详于法外，自非周公之才，亦画诺坐啸而已。于是而知唐初之制，未尝不善也。
六省者，皆非有执守者也，而周知九寺之司；三一公者，虽各有统也，而兼领六省之治；九寺各以其职循官守、副期会、依成法以奉行，而得失之衡，短长之度，彼此相参以互济。与夫清浊异心，忠侫异志，略形迹以求真实之利病，则既以六省秉道而酌之，又有三公持纲而定之，互相融会以求实济于崇社生民之远图。岂循名按实、缘饰故例、以苟免于废弛之诛者，所能允协于崇社生民之大计哉？故责名实于分者，详于法而略于理；重辨定于合者，法或略而理必详。不责人以守法拘文之故辙，而才可尽；能会通于度彼参此之得失，而智日生。于是乎人劝于天下之务，而耻为涂饰，以下委于谙习法律之胥史，致令天下成一木偶衣冠、官厨酒食之吏治，则唐之多能臣也，其初制固善也。
夫郡县，天下，其治九州也，天子者一人也，出纳无讽议之广，折中无论道之司，以一人之耳目心思，临六典分司之烦宂，即有为之代理者，一二相臣而止，几何不以拘文塞责、养天下于痿痹，而大奸巨猾之胥史，得以其文亡害者、制崇社生民之命乎？国家之事，如指臂之无分体也；夫人之才，如两目之互用，交相映而合为一见也。取一体而分责之，无所合以相济，将司农不知司马之缓急，司马不知司农之有无，竞于廷而愤于边，所必然者。刑与礼争而教衰，抚字与催科异而政乱，事无以成，民无以靖，是犹鼻不择味，口不择香，背拥重纩而不恤胸之寒，虽有长才，徒为太息，固将翱翔于文酒琴弈之中，而不肖者持禄容身，不复知有清议，贤愚无别，谁复戮力以勤王事哉？是故三公六省无专职，而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所以立国二百余年，有失国之君，而国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
后世合六官而闻政者，臺省也，乃职在纠参，则议论失平，而无先事之裁审；联六官而佐治者，寺监也，乃仰承六官，则任愈析，而专一职之节文；故言愈棼而才愈困。鉴古酌今，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其务，非循名责实泥已迹者之所与知久矣。
九
租、庸、调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户赋田百亩，所输之租粟二石，其轻莫以过也；调随士宜，庸役两旬，不役则输绢六丈。重之于调、庸，而轻之于粟，三代以下郡县之天下，取民之制，酌情度理，适用宜民，斯为较得矣。
地之有稼穑也，天地所以给斯人之养者也。人之戴君而胥匡以生也，御其害，协其居，坊其疆以淫，抚其弱以萎，君子既劳心以治人，则有力可劳者当为之効也。地产之有余者，桑麻金锡茶漆竹木椶苇之属，人不必待以生，而或不劳而多获，以资人君为民立国经理绸缪之用，固当即取于民以用者也。酌之情，度之理，租不可不轻，而庸、调无嫌于重，岂非君以养民、民以奉公之大义乎？故曰“明看中五谷”。谷者，民生死之大司也。箕敛以聚之上，红朽盈而多豢不耕之人，下及于犬马，则贱矣；开民之利。劝之以耕，使裕于养，而流通其余，以供日用之需，所以贵之也；示民以不爱其力以事上，而重爱其粟，虽君上而不轻与，则贵之也至矣。故惟重之于庸，而轻之于租，民乃知耕之为利，虽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于是天下无闲旧，而田无卤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劝于耕者鲜矣。
且按唐开元户数凡九百六十一万九千有奇，户租二石，为租千九百二十三万有奇，以万历清丈所定，夏秋税粮二千六百六十三万有奇较之，其差无几也。田百亩而租二石，几百而取一矣，而可给二百二十万人之食以镶兵，而不止三年之余一。粟之取也薄，而庸、调之取绢绵土物也广，则官吏胥役百工之给，皆以庸、调之所输给之，使求粟以赡其俯仰，皆出货贿以雠糴于农民，而耕者盐酪医药昏丧之用，粟不死而货贿不腾。调、庸之职贡一定于户口而不移，勿问田之有无，而责之不贷，则逐末者无所逃于溥天率土之下，以嫁苦于农人。徭不因田而始有，租以薄取而易输，汙吏猾胥无可求多于阡陌，则人抑视田为有利无害之资，自不折入于疆豪，以役耕夫而恣取其半。以此计之，唐之民固中天以后乐利之民也；此法废而后民不适有生，田尽入于疆豪而不可止矣。
役其人，不私其土，天之制也；用其有余之力，不夺其勤耕之获，道之中也；效其土物之贡，不敛其待命之粟，情之顺也；耕者无虐取之忧，不耕者无幸逃之利，义之正也。若夫三代之制，田税十一，而二十取一，孟子斥之为小貉，何也？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国小而君多，聘享征伐一取之田，盖积数千年之困敝，而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三代圣王，无能疾出其民于水火，为撙节焉以渐苏其生命，十一者，先王不得已之为也。且天子之几，东西南北之相距，五百里而已，舟车之挽运，旬日而往还，侯国百里之封，居五十里之中，可旦输而夕返。今合四海以供一王，而馈鍕周于远塞，使输十一于京边，万里之劳，民之死者十九，而谁以躯命殉一顷之荒瘠乎？弗获已而折色轻齐之制以稍宽之，乃粟之贵贱无恒，而定之以一切之准，墨吏抑尽废本色，于就近支销而厚取其值，其便贱耀以应非时之诛求，台非奸诡豪彊，未有敢名田为已有者。若且不察而十一征之，谁为此至不仁之言曰中正之制，以勦绝生民之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