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得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护避亲知，不得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以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才，亦须依例进奉。”
乾封二年八月，上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宰相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於求贤，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岂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於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不入，谁不竭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於才艺，不务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於卉木之间，极笔於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於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於下，圣理於上，岂有不变者欤！”
武太后临朝，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上疏曰：
昔之列国，今之州县，士无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因循，以迄於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锺庾之器，所积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鉴，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况比居此任，时有非人而徇於势利者哉！使赃货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专断於一司，不亦难矣！
且前古以来，乱多理少。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创，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閒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年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於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为弊，致后来滋甚。
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专於一职。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於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区区宋朝，尚为裴子野所叹，而况於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荫自高。夫象贤继及，古之道也。所谓胄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於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也。
武太后不纳。
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禁防之制，而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讬奔驰为务，上疏曰：
自七国以来，虽杂以纵横，而汉兴求士，犹徵百行。是以礼让之士，砥才毓德，既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衹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间，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馀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於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於州府，祈恩不胜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賝举”。夫賝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於安仁，灵运词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长卿，子建藻丽於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於弓马，良相宁资於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於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於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著，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覈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