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
夫元元之众，莫不悬命於县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亲於人者也。是以亲人之任，宜得贤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选。而今刺史、县令，除京辅近处之州刺史犹择其人，县令或备员而已；其馀江、淮、陇、蜀、三河诸处，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为州县者，或是缘身有累，在职无声，用於牧宰之间，以为斥逐之地；因势附会，遂忝高班，比其势衰，亦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积资而得官，成於经久，不计有才，诸若此流，尽为刺史。其馀县令以下，固不可胜言。盖甿庶所系，国家之本。务本之职，反为好进者所轻，承弊之邑，每遭非才者所扰，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劝其所行。臣窃怪近俗偏轻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计。何则？京华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间，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劳而成。一出外藩，有异於是。人情进取，岂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违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於京职，而不在外郡，如此则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营营，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而国家之利，方赖智能之人，此辈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痒而求入，如此，则智能之辈常无亲人之者，今又未革之以法，无乃甚不可乎！故臣以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虽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虽远处都督、刺史，至於县令，递次差降，以为出入，亦不十年频任京职，又不得十年尽任外官。如此设科以救其失，则内外通理，万姓获安。如积习为常，遂其私计，天下不可为理也。
又古之选用贤良，取其称职，或遥闻而辟召，或一见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图侥倖。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务日倍於前，诚为不正其本而设巧於末。所谓末者，吏部条章，动盈千万，刀笔之吏，辨析毫釐，节制抢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缘隙而起。臣以为始造簿书，以备用人之遗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牍，不急於人才，亦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去之弥远，可为伤心。凡称吏部之能者，则曰从县尉与主簿，从主簿与县丞，斯选曹执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据其合与不合，而多不论贤与不肖，大略如此，岂不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书、侍郎为贤，必不授以职事；尚书、侍郎既以贤而受委，岂复不能知人？人之难知，虽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则执以格条，贵於谨守，幸其心能自觉者，每选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专固者，则亦一人不拔。据资配职，自以为能，为官择人，初无此意，故使时人有”平配”之议，官曹无得贤之实。故臣以为选部之法，弊於不变。变法甚易，在陛下涣然行之。假如今之铨衡，欲自为意，亦限行之以久，动必见疑，遂用因循，益为浮薄。今若刺史、县令精覈其人，即每年当管之内，应有合选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后送台，台又推择，据所用之多少，为州县之殿最，一则州县慎於所举，必取入官之才；二则吏部因其有成，无多庸人干冒。纵有不任选者，谬起怨端，且犹分谤於外台，不至諠譁於南省。今则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岂多士若斯，盖渝滥至此。而欲仍旧致理，难於改制，衹益法之烦碎，贤愚混杂，就中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斯亦明代之阙政，有识之所叹息也。
又天下虽广，朝廷虽众，而士之名贤，诚可知也。若使毁称相乱，听受不明，事将已矣，无复可说。如知其贤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阙，而不以次用之，则是知而不为，焉用彼相。借如诸司清要之职，当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阙，时或以下等叨进，以故时议无高无下，唯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上善则守志而后时，中人则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进人，士子亦以修名获利，而利之所出，众则趋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趋多归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变而至阿私；其大者许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斯并教化渐渍，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际，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谬干。夫士必刻意修饰，思齐日众，刑政自清。此皆兴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
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向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论曰：
王者官人，必视国之要，杜诸户，一其门，安平则尊经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
夏、殷、周选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进，是以诱人也无二，其应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诸侯异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说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战非农，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国。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高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经博士弟子，虽门开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岁，务立功名，锐意四夷，故权谲之谋设，荆楚之士进，军旅相继，官用不足。是以聚敛计料之政生，设险兴利之臣起，番系、严熊罴等经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建盐铁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官者徇私，上下并求，百姓不堪刓弊。故巧法惨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作，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击敢杀彰。而法先王之术，习俎豆之容者，无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颖之士不游於学，游於学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时，霍光问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诸生，徵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东汉，光武好学，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不达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书虽用经术之士，而不行经术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於东汉，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立节之徒众。无何，汉氏失驭，曹魏僣窃，中正取士，权归著姓，虽可以镇伏甿庶，非尚贤之术，盖尊尊之道。於时圣人不出，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洎乎晋、宋、齐、梁，递相祖习，其风弥盛。舍学问，尚文章；小仁义，大放诞。谈庄周、老聃之说，诵楚词、文选之言。六经九流，时曾阅目；百家三史，罕闻於耳。撮群钞以为学，总众诗以为资。谓善赋者廊庙之人，雕虫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负，上以此选材，上下相蒙，持此为业，虽名重於当时，而不达於从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书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诗赋之义，所以达下情，所以讽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后理，词冶不雅，既不关於讽刺，又不足以见情，盖失其本，又何为乎！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
夫古者以勋赏功，以才莅职，以才莅职，是以职与人宜；近则以职赏功，是以官与人乖。古者计人而贡士，计吏而用人，故士无不官，官无乏吏；近则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无官，（后魏羽林士，今之万骑、军功是也。）官乏禄，吏扰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诸侯，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举任。当乎汉室，除保傅将相，馀尽专之。州县佐史，则皆牧守选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诸侯牧守之事也。然则主司之所选者，独甸内之吏，公卿府之属耳，岂不寡哉！所选既寡，则焉得不精！近则有封建而无国邑，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覈行能耶？时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备详之。
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长，长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职，职与人相宜，而功与事并理。是以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选之也略，其使之也备，一人之身，职无不莅，若委游、夏以政事，责冉、季以文学也，何其谬欤！故人失其长，官失其理。
是以三代之制，家有代业，国有代官。孔子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史墨曰：“古之为官，代守其业，朝夕思之。一朝失业，死则及焉。”是知业不代习，则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刘氏代扰龙，籍氏代司人，庾氏、库氏代司出纳，制氏代司铸钟，即其事也。至后代，以代卿执柄，益私门，卑公室，齐夺於田氏，鲁弱於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复代业之制，医、工、筮、数，其道浸微，盖为此也。
故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骥捕鼠，令鹰守肉：骥之捕鼠，终不可获，而千里之功废矣；鹰之守肉，死有馀罪，而攫撮之效没矣。夫裁径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故构大厦者先择木，然后拣材；理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守人。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
昔三代建侯，与今事异。理道损益，请自汉言之。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
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於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思。自非识度超然，时或孤秀，其馀溺於所习，悉昧本源。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后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徵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於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后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事业不得修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生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阙，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才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於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閒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其条例如后：
举人条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礼，尚书明王道，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其明经通此，谓之两经举，论语、孝经为之翼助。诸试帖一切请停，唯令策试义及口问。其试策自改问时务以来，经业之人鲜能属缀，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时人云：“明经问策，礼试而已。”所谓变实为虚，无益於政。今请令其精习，试策问经义及时务各五节，并以通四以上为第。但令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用空写疏文及务华饰。其十节，总於一道之内问之。馀科准此。其口问诸书，每卷问一节，取其心中了悟，解释分明，往来问答，无所滞碍，不用要令诵疏，亦以十通八以上为第。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诗，名四经举。加左氏春秋，为五经举。不习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习礼记及论语、孝经，名一经举。既立差等，随等授官，则能否区分，人知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