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解曰：“或称人，或称师，史异辞也。”愚谓燕独称人，其君不在师。
庄十二年，“萧叔大心”。解曰：“叔萧，大夫名。”按大心当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萧大夫也。二十三年，“萧叔朝公”。解曰：“萧，附庸国。叔，名。”按《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乐父。裔孙大心，平南宫长万有功，封于萧，以为附庸，今徐州萧县是也。其後楚灭萧。”
十四年，“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解：“庄公子，传惟见四人：‘于忽、子、子仪并死，独厉公在。八人名字记传无闻。”按犹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见在也。桓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传称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岳则配天”。解曰：“得太岳之权，则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岳足以配之。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市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月之朔也。然则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盖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市而用牲，此所以谓之非常礼也。杜氏不得其说，而曰以长历推之，是年失闰。辛未实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则咎在司历，不当责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载于此，或恐有误。
信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解曰：“不知其故而问之。”非也，盖齐侯以为楚罪而间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复，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计三百四十七年，此则孔文举所谓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从”。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之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後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
六年，“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实密，而经云新城，故传释之，以为郑惧齐而新筑城，因谓之新城也。解曰：“郑以非时兴土功，故齐桓声其罪以告诸侯。”夫罪孰大于逃盟者？而但责其非时兴土功，不亦细乎？且上文固日“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则不烦添此一节矣。
十五年，“涉河，侯车败”。解曰：“秦伯之军涉河，则晋侯车败。”非也。秦师及韩、晋尚未出，何得言晋侯车败？当是秦伯之车败，故穆公以为不祥而洁之耳。此二句乃事实，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败何待”，则谓晋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
“三败及韩”，当依《正义》引刘炫之说，是秦伯之车三败。
及韩在涉河之後，此韩在河东，故曰：“寇深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韩，晋地”，却有斟酌。
十八年，“狄师还”。解曰：“邢留距卫。”非也。狄强而邢弱，邢从于狄而伐者也。言狄师还，则邢可知矣。其下年，“卫人伐邢”，盖惮狄之强，不敢伐，而独用师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独见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解曰：“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非也。大司马即司马子鱼。固谏，坚辞以谏也。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知大司马即司马也。文八年上言杀大司马公子卯，下言司马握节以死，知大司马即司马也，定十年，“公若貌固谏曰”，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之也。
二十四年，“晋侯求之不获，以解上为之田”。盖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故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日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于义有所不通矣。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骰。”解曰：“不同陈，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辞。
文元年，“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古人以闰为岁之余，凡置闰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归余于终。考经文之书，闰月者皆在岁末。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是也。而《左传》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闰月，亦并在岁末。又经传之文，凡闰不言其月者，言闰即岁之终可知也。今鲁改历法，置闰在三月，故为非礼，《汉书·律历志》曰“鲁历不正，以闰馀一之岁为首“是也。又按《汉书·高帝纪》：“後九月”，师古曰：“秦之历法，应置闰月者总致之于岁末，盖取《左传》所谓归馀于终之意。何以明之？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後九月’，是知历法故然。”
二年，“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此即上文所谓我辞之者也，解谓晋不听而变计者非。
三年，“雨蠢于宋”。解曰：“宋人以螽死为得天佑，喜而来告，故书。”夫陨石退，非喜而来告也。
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赢，且畏逼”。解曰：“畏国人以大义来逼己。”非也。畏穆赢之逼也，以君夫人之尊故。
十三年，“文子赋《四月》”。解曰：“不欲还晋。”以传考之，但云成二国，不言公复还晋。《四月》之诗当取乱离痪矣，维以告哀之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