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通鉴兵事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日南日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以关塞江河为一方界限，故于项羽，则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日“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于高帝则曰：“出成皋玉门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复取成皋”。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後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未载卜式语，《王翦传》未载客语，《荆轲传》未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未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传》未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有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末云：“宣公初志润月。”然则宣公以前皆无润，每三十年多一年，与诸国之史皆不合矣，则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长作《史记》，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阳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记》时见为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国除。”则後人所续也。卷中书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问候者年表》书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书征和者二。《汉兴将相年表》有天汉、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诸号，历书亦同。《楚元王世家》书地节二年；《齐悼惠王世家》书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国世家》书征和二年；《贾谊传》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田叔传》、《匈奴传》、《卫将军传》未有戾太子及巫蛊事；《司马相如传》赞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皆後人所续也。
《河渠书》东海引钜定，《汉书·沟恤志》因之，“东海”疑是“北海”之误，按《地理志》齐郡县十二，其五曰矩定，下云：“马车读水首受钜定，东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东北至矩定人马车渎。”而《孝武纪》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菜，临大海。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计其道里亦当在齐，去东海远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其与传不同者，皆当以左氏为正。《齐世家》：“吾大公望子久矣。”此是妄为之说，周之大王，齐之大公，吴之太伯，有国之始祖谓之太祖。其义一也。
《赵世家》：“赵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此因《左传》：“降于丧食”之文而误为之解，本无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齐，以陈氏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误。《奋秋传》未有称田者，至战国时始为田耳。《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朽》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岁，则当田常伐鲁之年仅十三四岁尔，而曰“子张、子石请行”，岂甘罗、外黄舍人儿之比乎？《商君传》：“以较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误，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烦再献乎？《虞卿传》楼昌、楼缓恐是一人，虞卿进说亦是一事。记者或以为赵王不听，或以为听之。太史公两收之，而不觉其重尔。
燕王遗约间书，恐即乐毅事，而传者误以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乐毅当日，惠王信谗易将，不得不奔，其後往来复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礼。若乐间不过以言之不听，而遂怼君、绝君，虽遗之书而不顾，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屈原传》：“虽放流，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似屈原放流于怀王之时，又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则实在顷襄之时矣。放流一节当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笔书之，失其次序尔。
随何说英布，当书九江王，不当书淮南王。归汉之後，始立为淮南土也。盖采之诸书，其称未一。
《淮阴侯传》光云范阳辩士蒯通，後云齐人蒯通，一传互韩王信说汉王语，乃淮阴侯韩信语也，以同姓名而误。
○汉书《孝武纪》：“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见，又同是九月。《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萧何，二曹参，三张敖，四周勃，五樊哙，六郦商，七奚涓，八夏侯婴，九灌婴，十傅宽，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陈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欧，十六周昌，十七丁夏，十八达。当时所上者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赞，则萧何第一，樊哙第二，张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参第五，陈平第六，张敖第七，郦商第八，灌婴第九，夏侯婴第十，傅宽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韩信第十四，陈武第十五，达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无奚涓、薛欧、丁复。此後人论定，非当日之功次矣。且韩信已诛死，安得复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两收而不觉其异，或并存而未及归一。《汉书·王子侯表》长沙顷王子高，成节侯梁，一卷中再见，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并存未定，当删其一，而误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也。”于鲁地下又云：“东平、须昌、寿张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此并存异说以备考，当小注于下，而误连书者也。《楚元王传》刘德，昭帝时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而子《向传》则云：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一传之中自为乖异。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日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此两收而未对勘者也。《礼乐志》上云：“孝惠二年，使乐府夏侯宽备其萧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武五子传》止云：“长安白亭东为戾後园。”下云：“後八岁，封戾夫人曰戾後，置园奉邑。”乐府之名蚤立于孝惠之世，戾园之目预见于八年之前，此两收而未贯通者也。夫以二刘之精核犹多不及举正，何怪乎後之读书者愈卤莽矣！
《天文志》：“魏地，觜、觿、参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氵隱〉疆，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按《左传》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然其疆界亦当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陈留已下郡县，并在河南，于春秋自属陈。郑二国，角、亢、氐之分也，不当并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据後来之疆土，割以相附，岂不谬哉？《食货志》：“单穆公谏景上铸大钱。”本之《周语》。王弗听，卒铸大钱。此废轻作重，不利于民之事。班氏乃续之曰：“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阳下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误。按《史记·楚世家》：“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水经注》曰：“丹阳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于之丹阳，寻吴、楚悠隔，缆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非也。《枚乘传》上云：“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复说吴王。”盖吴王举兵之时，乘已家居，而复与之书，不然无缘复说也。
《杜周传》：“周为执金吾，逐捕桑弘羊、卫皇後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汉三年二月，执金吾社周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卫太子巫蛊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帝元凤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诛。史家之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