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员额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谓之员。《唐书·儒学传》“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大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郡县三等，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下以十为差；上县学置生四十员，中下亦以十为差，”此生员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仿之。
明初，诸生无不凛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摇二丁。”
其後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亦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于是宣德元年，定为之额如廪生之数。其後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日附学，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异时每学生员不过数十人，故考试易精，程课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员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诏生员食廪十年，学无成效者，罚为吏。成化初，礼部奏准，革去附学生员。己而不果行。而教官、提调官亦各有罚。取之如彼其少，课之如此其严，岂有如後日之滥且情者乎。个人于取进士用三场，动言遵祖制，而于此独不肯申明祖制，举一世而为姑息之政、侥幸之人，是可叹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氵荧奉旨，令各处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充吏。六年以下，追还所给凛米，黜为民。其时即已病生员之滥，而尚未有提学官之设，是以烦特旨而会多官也。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始设提调学校官，每处添按察司官一员，南北御史各一员。修周洪谟请裁革各处提学官。天顺五年十一月庚申，复设提督学校官。其条例曰：“生员食凛六年以上，不语文理者，悉发充吏。增广生入学六年以上，不诸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又曰：“生员有阙，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进附生乃有六年未满免黜之例，盖由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员太广，谓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手之徒，足称五蠢之一矣，有国者苟知俊士之效赊，而游手之患切，其有不亟为之所乎。
其中之劣恶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凡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故十六年殿试策问，有曰“秀、孝间污演池”。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于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斡等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愿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今山东等处正缺粮储，宜允其请。”从之。并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此一时之秕政，遵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员纳米入监者，比前例减三百石。
河南开封府儒学教授黄銮奏：“纳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闻以纳粟为贡士者，臣恐书之史册，将取後世作涌之讥。”部议仓廪稍实，即力停罢。八月癸已，礼部奏：“迩因济宁、徐州饥，权宜拯济，令生员输米五百石，入监读书。虽云权宜，实坏士习，请弛其令，庶生徒以学行相励。”从之。正统以後，京官多为其子陈情乞恩送监读书者，此大学之始坏。
天顺五年十月，令生员纳马廿匹，补监生。
《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趋仕，靡然向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向使礼让之教弘，仁义之道著，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节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摇矣。观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故能风化淳一，运祚长远。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汉兴，杂三代之政，弘四科之举，西京始振经术之学，东都终持名节之行。至有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後专政，而社稷不陨，终彼四百，岂非兴学行道，扇化于乡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异术，苟济一时。自魏至隋四百余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是以子孙速颠，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汉之业，四唤既宅，九州攸同，覆焘亭育，合德天地。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纵乱代取人之术，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则科举之弊必至于躁竞，而躁竞之归驯至于乱贼。自唐迄今，同斯一辙。有天下者，诚思风俗为人才之本，而以教化为先，庶乎德行修而贤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场者，谓之儒士科举。景泰间，陈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员之外，儒士报科举者往往一县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负论》略曰：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库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献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後升之。仍分为秀才、明经二科。而养之于学者，不得过二十人之数，无则阙之，为之师者，州县以礼聘焉，勿令部选。如此而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吏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问曰：废天下之生员则何以取士？曰：吾所谓废生员者，非废生员也，废今日之生负也。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负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廪之学者为之限额，略防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上，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子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其设之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罢提学之官而领其事于郡守。此诸生中，有荐举而入仕者，有考试而成进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肆业愿给衣中以老者，阙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属之童生，取其通经能文者以朴之。然则天下之生员少矣，少则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为之师者，不烦于教。而向所谓聚徒合党以横行于国中者，将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蕲王于成村，则当参酌乎古今之法，而兹不具论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则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无问其生负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特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额数今人论科举，多以广额为盛，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著之于史。《旧唐书·王丘传》“开元初，迁考功员外郎。先是，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每年至数百人。丘一切核其实材，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後，凡数十年，无如丘者。”《严挺之传》“开元中，为考功员外郎，典举二年，人称平允。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陆贽传》“知贡举，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此进士登第之数。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此皆因减而精，昔人之所称善。今人为此，不但获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虽至愚者不为矣。《高错传》“为礼部侍郎，凡掌贡部三年，每岁登第者四十人。开成三年，敕曰：‘进士每岁四十人，其数过多，则乖精选，官途填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数，亦听。’”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
齐王融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速令释褐，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叶适作《制科论》，谓士人猥多，无甚于今世。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鲁哀公用庄子之言，号于国中曰：“无其道而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记》曰：“垂缕五寸，情游之士也。今将求儒者之人，而适得情游之士。”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而不好真龙也。永乐十年二月，会试天下举人。上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
正统五年十二月，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应天府乡试百人，他处皆量增之。
天顺七年，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欲多收进士，以备任使。上恶其干誉，下锦衣衙狱，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