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筐是将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篚”。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愧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罄无不宜“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饣喜，是用孝享，礻龠祠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斫雕为朴，其道何由？则必以厚生为本。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步乘相资，短长相卫，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变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
○变雅《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观夫《鹿鸣》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则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大原“薄伐严狁，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是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开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严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在原乎？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莠言自口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之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叙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于是摇头而舞八风，连臂而歌万岁，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臧孙纥见卫侯于来阝，退而告其人曰：“卫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皇父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逼，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曰：“私人，皂隶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辩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魏是以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死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材，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耻“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夸毗“天之方忄齐，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以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流言以对“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