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名号尧、舜、禹皆名也。古未有号，故帝王皆以名纪，临文不讳也。考之《尚书》，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尧崩之后，舜与其臣言，则曰“帝禹崩之后”。《五子之歌》则曰“皇祖”，《胤征》则曰“先生”、无言尧、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启至发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为号者。桀之癸，商之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皆号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号也。商之王著号不著名，而名之见于经者二：天乙之名履，曰汤、曰纣，则亦号也。号则臣子所得而称，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汤”，《颂》曰武汤、曰成汤、曰汤孙也。曰文祖，曰艺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庙号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谥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汤，曰宁王，而称号繁矣。自夏以前，纯乎质，故帝王有名而无号。自商以下，浸乎文，故有名有号。而德之盛者，有谥以美之，于是周公因而制谥。自天子达于卿大夫，美恶皆有谥，而十干之号不立。然王季以上不追谥，犹用商人之礼焉，此文质之中，而臣子之义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圣人也欤？
○九族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后异姓；丧服之纪，重本属而轻外亲。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后德，以亲九族。”孔传以为自高祖至玄孙之亲，盖本之《丧服小记》“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之说，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数商之罪，但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而不及外亲；《吕刑》申命有邦，历举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而不言甥舅，古人所谓先后之序从可知矣。故《尔雅》谓于内宗曰“族”，于母妻则曰“党”。而《昏礼》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并释为父、子、孙。杜元凯乃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者。”然则史官之称帝尧，举其疏而遗其亲，无乃颠倒之甚乎？且九族之为同姓，经传之中有明证矣。《春秋·鲁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传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纪亲疏之别。”“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玄宗之时已有七族，若其历世滋多，则有不止于九者。而五世亲尽，故经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又孔氏《正义》谓高祖、玄孙无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与玄孙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后魏国子博士李琰之所谓“寿有长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齐同”者。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言：“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在庆元为高叔祖。”其明证矣，亦何必帝尧之世，高祖、玄孙之族，无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当之，其亦昧于齐家治国之理矣。
《路史》曰：“亲亲，治之始也。”《礼·小记》曰：“亲亲者，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是所谓九族者也。夫人生则有父，壮则有子，父子与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孙，因下推之，以及于己之孙。此《礼传》之以三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视之，则为曾祖王父；自己孙视之，则为高祖王父。己之孙，自己父视之，则为曾孙；自己祖视之，则为玄孙。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谓以五为九也。陈氏《礼书》曰：“己之所亲，以一为三；祖孙所亲，以五为七。《记》不言者，以父子一体，而言、玄与曾同服，故不辨异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则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齐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亲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此所谓上杀。服适子三年，庶子期，适孙期，庶孙大功，则曾孙宜五月，而与玄孙皆缌麻三月者，曾孙服曾祖三月，曾祖报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齐衰；曾孙，卑也，故服缌麻，此所谓下杀。服祖期，则世叔。宜大功，以其与父一体，故加以期。从世叔则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缌麻：此发父而旁杀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缌麻，高祖兄弟无服：此发祖而旁杀者也。同父至亲，期；同祖为从，大功；同曾祖为再从，小功；同高祖为三从，缌麻：此发兄弟而旁杀者也。父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犹子而进之也；从兄弟之子小功，再从兄弟之子缌麻：此发子而旁杀者也。祖为孙大功，兄弟之孙小功，从兄弟之孙缌麻：此发孙而旁杀者也。盖服有加也，有报也，有降也。祖之齐衰，世叔从子之期，皆加也；曾孙之三月与兄弟之孙五月，皆报也。若夫降有四品，则非五服之正也。观于九族之训，如丧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纪之数，盖前乎二帝而有之矣。
后魏孝文太和中，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此由古圣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舜典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辞已明，则无嫌也。
○惠迪吉从逆凶善恶报应之说，圣人尝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从逆凶，惟景响”，汤言“天道福善祸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岂真有上帝司其祸福，如道家所谓天神察其善恶，释氏所谓地狱果报者哉！善与不善，一气之相感，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无不感也，无不应也。此孟子所谓“志台则动气”，而《诗》所云“天之牖民，如熏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者也。其有不齐，则如夏之寒，冬之燠，得于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时之正气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间官长之为，则报应之至近者，反推而之远矣。
○懋迁有无化居“懋迁有无化居。”化者，货也。运而不积则谓之化，留而不散则谓之货。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货名。《仲虺》有“不殖货利”之言，三风有殉于货色之儆，而《盘庚》之诰则曰“不肩好货”，于是“移化”之字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敛之君、发财之丰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风之歌》，所谓劝之以九歌者也。读之然后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财；而自阜其财，乃以来天下之愠。
○三江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南江，今之钱塘江也。
《禹贡》该括众流，无独遗浙江之理，而会稽他日合诸侯计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导水尔。“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泽底定”，又一事也。后之解《书》者必谓三江之皆由震泽，以二句相蒙为文，而其说始纷纭矣。○锡土姓今日之天下，人人无土，人人有姓。盖自锡土之法废，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侪于庶人，无世守之固；锡姓之法废，而魏、齐以下，朔漠之姓杂于诸夏，失氏族之源。后之鄙儒，读《禹贡》而不知其义者良多矣。
○厥弟五人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国而为公侯者不见于经。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卦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句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若乃孔子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者，亦从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从之，于是侨国河南，传至相，卒为浞所灭。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国者也。周失丰、镐，而平王以东；晋失洛阳，宋失开卦，而元帝、高宗迁于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迁圮于河，而非敌人之窥伺，则势不同尔。唐自玄宗以后，天子屡尝出狩，乃未几而复国者，以不弃长安也。故子仪回銮之表，代宗垂泣；宗泽还京之奏，宗泽还京之奏，忠义归心。呜呼！幸而浇之纵欲，不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众而诛之。尔后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为兴复之计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则冀方之地入于羿矣，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至后相失国，依于二斟。于是使浇用师，杀斟灌，以伐斟，而相遂灭。乃处浇于过，以制东方；处台于戈，以控南国。其时靡奔有鬲。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内，无不安于乱贼者矣。合魏绛、伍员二人之言，可以观当日之形势。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谋者，亦难乎其为力矣。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谷梁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胤征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于动六师之诛，兴邻国之伐，古之圣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绌诸侯，必先于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盖汤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练而，“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汤于庙也。先君庙，而后嗣子即位，故成之为王，则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也。若自桐归毫，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则适当其时，而非有所取尔。“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则事死如生，位犹先君之位也，故庙而后嗣子即位。殷练而，即位必在期年之后；周卒哭而，故逾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鲁之文公、成公者，其礼之末失乎！
三年丧毕，而后践天子位，舜也，禹也。练而，而即位，殷也。逾年正月即位，周也。世变愈下，而柩前即位，为后代之通礼矣。
○西伯戡黎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师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
○殷纣之所以亡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驰，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纣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谓不尽然。纣之为君，沈缅于酒，而逞一时之威，至于刳孕胫，盖齐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变而《盘庚》之书，则卿大夫不从君令；再变有《微子》之书，则小民不畏国法；至于“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可谓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即以中主守之，犹不能保，而况以纣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恶未必减于纣，而齐以强；高纬之恶未必甚于文宣，而齐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余，纪纲粗立，而又有杨辈为之佐，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至高纬而国法荡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武王伐纣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时殷未尝亡也。所以异乎曩日者，不朝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书序》言：“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纣之自燔；而亡其国也，在武庚之见杀。盖武庚之存殷者，犹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则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国。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国，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无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于此可见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启代殷，而必于宋焉，谓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迁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国，诛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风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为摇动，而必以卦其遗胤。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无灭国之义也。故宋公朝周，则曰“臣”也；周人待之，则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远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弃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异矣。
或曰：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曰：以“顽民”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误也。盖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杀而待人也仁。东征之役，其诛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谋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迁。而所谓顽民者，皆畔逆之徒也。无连坐并诛之法，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不忍弃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顽民”。其与乎畔而迁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谓“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是也，非尽一国而迁之也。或曰：何以知其为畔党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敌百姓也，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