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馀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
孔颜穷居，不害其为仁覆天下，何则？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
圣人不落气质，贤人不浑厚便直方，便着了气质色相；圣人不带风土，贤人生燕赵则慷慨，生吴越则宽柔，就染了风土气习。
性之圣人，只是个与理相忘，与道为体，不待思，惟横行直撞，恰与时中吻合。反之，圣人常常小心，循规蹈矩，前望后顾，才执得中字，稍放松便有过不及之差。是以希圣君子心上无一时任情恣意处。
圣人一，圣人全，一则独诣其极，全则各臻其妙。惜哉！
至人有圣人之功而无圣人之全者，囿于见也。
所贵乎刚者，贵其能胜己也，非以其能胜人也。子路不胜其好勇之私，是为勇字所伏，终不成个刚者。圣门称刚者谁？吾以为恂恂之颜子，其次鲁钝之曾子而已，馀无闻也。
天下古今一条大路，曰大中至正，是天造地设的。这个路上古今不多几人走，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其馀识得的周、程、张、朱，虽走不到尽头，毕竟是这路上人。将这个路来比较古今人，虽伯夷、伊、惠也是异端，更那说那佛、老、杨、墨、阴阳术数诸家。若论个分晓，伯夷、伊、惠是旁行的，佛、老、杨、墨是斜行的，阴阳星数是歧行的。本原处都从正路起，却念头一差，走下路去，愈远愈缪。所以说，异端言本原不异而发端异也。何也？佛之虚无是吾道中寂然不动差去，老之无为是吾道中守约施博差去，为我是吾道中正静自守差去，兼爱是吾道中万物一体差去，阴阳家是吾道中敬授人时差去，术数家是吾道中至诚前知差去。看来大路上人时为佛，时为老，时为杨，时为墨，时为阴阳术数，是合数家之所长。岔路上人佛是佛，老是老，杨是杨，墨是墨，阴阳术数是阴阳术数，殊失圣人之初意。譬之五味不适均不可以专用也，四时不错行不可以专今也。
圣人之道不奇，才奇便是贤者。
战国是个惨酷的气运，巧伪的世道，君非富强之术不讲，臣非功利之策不行，六合正气独钟在孟子身上。故在当时疾世太严，忧民甚切。
清任和时，是孟子与四圣人议定的谥法。祖术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是子思作仲尼的赞语。
圣贤养得天所赋之理完，仙家养得天所赋之气完。然出阳脱壳，仙家未尝不死，特留得此气常存。性尽道全，圣贤未尝不死，只是为此理常存。若修短存亡，则又系乎气质之厚薄，圣贤不计也。
贤人之言视圣人未免有病，此其大较耳。可怪俗儒见说是圣人语，便回护其短而推类以求通；见说是贤人之言，便洗索其疵而深文以求过。设有附会者从而欺之，则阳虎优孟皆失其真，而不免徇名得象之讥矣。是故儒者要认理，理之所在，虽狂夫之言，不异于圣人。圣人岂无出于一时之感，而不可为当然不易之训者哉？
尧、舜功业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称赞不啻口出。
在尧、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满足处！道原体不尽，心原趁不满，势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圣人怎放得下？是以圣人身囿于势分，力量之中，心长于势分、力量之外，才觉足了，便不是尧、舜。
伊尹看天下人无一个不是可怜的，伯夷看天下人无－个不是可恶的，柳下惠看天下人无个不是可与的。
浩然之气孔子非无，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这两字。我尝云：“孟于是浩然之气，孔于是浑然之气。浑然是浩然的归宿。浩然是浑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未能到浑然耳。”
圣学专责人事，专言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