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无大滥。刑部侍郎班宏言：“谋反、大逆及叛、恶逆 四者，十恶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余当斩、绞刑者，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 故时，死罪皆先决杖，其数或百或六十，于是悉罢之。
宪宗英果明断，自即位数诛方镇，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于用刑喜宽仁。是 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负，赈 饥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 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 吉甫之言过矣。”宪宗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頔 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 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 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盖刑者，政之辅也。 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 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 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童昏，然颇知慎刑法，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 “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周 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 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 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 废。”乃罢之。
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 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 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君 子以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谨畏，然阉宦肆孽不能制。至诛杀大臣，夷灭其族， 滥及者不可胜数，心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莫能救止。盖仁者制乱，而弱者纵 之，然则刚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贼也。
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 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 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 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自高宗、武后以来，毒流邦家，唐祚绝 而复续。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 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 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 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 存。故自肃宗以来，所可书者几希矣；懿宗以后，无所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