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祖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祖功臣，皆以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措。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机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美也。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人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如耳！严刑恶足小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