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易·大传》中的这段文字是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深刻总结与评价，体现了作者对于不同学派治国理念的包容性认识及各学派特点的精辟剖析。
阴阳家注重自然规律，强调顺应四时变化，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它也因其众多禁忌而显得束缚人，让人拘谨且多有畏惧。
儒家主张礼仪制度，重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秩序，这些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难以替代。但其学问广博，实践起来繁杂，成效相对较少，要求君主作为表率，可能导致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
墨家倡导节俭，强本节用，这些原则对于实现民众富足至关重要，但其具体实践标准过高，难以全面遵循。
法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严格的法制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君臣上下等级分明。尽管其缺乏人情味，但在维护统治结构方面不可或缺。
名家专注于名实之辨，追求逻辑严谨，有时过于苛求细节而忽视了人情实际，但其正名实的思想对于明确概念、防止混淆具有重要意义。
道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主张顺应自然，其思想灵活多变，兼容并蓄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强调根据时势变化调整策略，主张“虚无”与“因循”，认为这是达到治理高效的途径。道家认为，保持精神与身体的和谐是生命的根本，过度使用精神或体力都会导致衰竭。
综上所述，各学派各有千秋，也各有局限。文章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理解并融合各家之长，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既要遵循自然法则，又要注重社会伦理秩序，同时保持政策的适时调整与创新，以达到治理的最佳效果。
上一本：太一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