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诗称昌黎之文云：“并驱《六经》中，独立千载后。”
周恭叔《跋秦玺文》曰：“呜呼，斯乎！是尝去《诗》、《书》以愚百姓者乎？是尝听赵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尝杀公子扶苏与蒙恬者乎？是尝教其君严督责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玺不得传者斯人也，而其刻画，吾忍观之哉？”李微之曰：“秦玺者，李斯之鱼虫篆也，其围四寸。至汉谓之传国玺。迄于献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历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隋谓之神玺。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开运之乱，没于耶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盖在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已久矣。”
受宝之礼，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宝，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制之。其后凡嗣位，则更制。乾兴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制是宝。嘉定十四年，京东河北节制使贾涉，缴进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宝，及元符三年御府宝图一册。镇江都统翟朝宗以玉检来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玺。于是礼官奏受宝之礼，献之宗庙。明年正月朔旦，御大庆殿，受宝奉安天章阁。元符三年玉玺，盖徽宗即位所制。
玺也而更为宝，匦也而更为检。古者太史奉讳恶，岂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咸淳末、德祐初，卖降恐后者，多武人也，其后文臣亦卖降矣。
后汉应劭有《汉官·卤簿图》，《汉官仪·卤簿篇》。晋有《卤簿图》、《卤簿仪》，齐有《卤簿仪》，陈有《卤簿图》，唐有《大驾卤簿》一卷，王象画《卤簿图》。景德二年，王钦若上《卤簿记》三卷。天圣六年，宋绶上《卤簿记》十卷。景祐五年，绶取旧编，益新制，上《卤簿图记》十卷。政和七年，诏改修，宣和元年书成，三十三卷，饰以丹采，益详备矣。
赵安仁作《戴斗怀柔录》，王晦叔作《戴斗奉使录》。戴斗，谓北方。《尔雅》：北戴斗极为空桐。
击壤，周处《风土记》云：“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古童儿所戏之器，非土壤也。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十四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无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严。后世有流品之分，而贤不肖之辨略。”
司马相如《谕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汉时有此议论，三代之流风遗俗犹存也。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险薄之习成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寤寐无为，《泽陂》之诗所以刺也。
刘之道辉。《上李肃之纳拜书》曰：“古之君子，一语默而礼义明，一施设而风俗厚。如释之进王生之袜，而汉世重名。如裴度当李愬之谒，而蔡人知礼。”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经》而约之以《孝经》、《论语》；博之以太史公、欧阳公《史记》而约之以《资治通鉴》。”康节先生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学者当以此为法。
夫子雅言《诗》、《书》、执《礼》，而性与天道，高第不得闻。程子教人《大学》、《中庸》，而无极、太极，一语未尝及。
“巧言”为“辩”，“文子”为“学”，宋景文云：“此后魏、北齐里俗伪字也。”
庾信《哀江南赋》：章蔓支以毂走，宫之奇以族行。《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夙繇之君将迎钟。赤章蔓枝谏，不用，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夙繇亡。《文苑英华》作“慢支”，《艺文类聚》作“曼友”，皆误。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晁子止《昭德读书志》，考之《东京记》：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
《吕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当作婉，婉顺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纪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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