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见于三礼者，唯丧礼为略备，达于古今，无不可繇也。然而犹有阙焉，时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礼之所未及也。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则遭乱失其父母，寻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为之追服，是已。
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问不绝，偶为仇敌，而礼之往来不废，声问相逮，无有阻也。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大夫去国而有羁禄，即其为行人而见执，临战伐而见俘，其生其死，必相闻矣。则生而遥告以吉凶，死而得奔丧、还葬，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
王莽之世，盗贼坌起，永嘉而后，胡、汉分割，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老弱随其转徙，千里无人，音问既绝，转掠不定，踪迹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终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审存亡者。呜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亦惨矣哉！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周公复起，不能易也。
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寻求数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礼官乃申蔚之之议，以德宗启殡日，发沈后之丧，因此而祔庙之礼行焉。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俟发丧于中寿，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废大政，即位寻求，两不相碍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废婚宦，尽心力为寻求地，期以三年，则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晋、宋以来，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贤者之过，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韪与！不宦则祭祀不修，不婚则继嗣不立，抑非所以广孝也。且夫寻求不得，而生死固无据焉，衔恤靡至，一以丧礼居之，万一亲幸而存，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寻求，临朝不废之典，宜于天子；限求以三年，权停婚宦，宜于士夫。酌中寿之年以服丧，生存之望可绝；以启殡之日而为忌，人子之道以终；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此其选已。
二
杜黄裳之请讨刘辟，武元衡之请征李锜，李绛之策王承宗、田兴，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时为之也。知时者，可与谋国矣。
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安、史之诛，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济，贼所纠合之蕃兵、突骑皆生存，而枭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习于战斗，狃于反覆，于斯时也，虽李、郭固无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代宗骄之，德宗挑之，俱取败辱，虽有黄裳、元衡之能断，李绛之善谋，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
至于元和，而天下之势变矣。向所与安、史同逆矫厉自雄者，死亡尽矣，嗣其僭逆者，皆纨袴骄憨、弋色耽酒之竖子也。其偏裨，则习于叛合、心离志怠、各图富贵之庸夫也；其士卒，则坐糜粟帛、饮博游宕之罢民也。而狎于两代之纵弛，不量力而轻于言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李锜以贵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寻干戈；此其望风而仆、应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韦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况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故德宗奋而启祸，宪宗断而有功，事同而效异也。
夫既知其可以讨矣，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河北豢养之子弟，固不测朝廷之重轻，而苟求席安以自保，众心俱弛，群力不张，于斯时也，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旧，彼自知之，亦可众量之矣。吉甫目击杜、武之成绩，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李绛之洞若观火，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宪宗之宽而能安，亦事同而效异也。所以异者无他，惟其时也。
时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见其疆之已极，而先自震惊，遂肭缩以绝进取之望；见其势之方弱，而遽自踸踔，因兴不揣之师；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踬也。焚林之火，达于山椒则将熸，扑之易灭而不敢扑，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三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苏，皆可谓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见知于裴中立，軾、辙见重于司马君实，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忼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乃此数子者，既获大用，而卞躁诪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虽裴、马秉均以临之，弗能创艾也。然则制科求士，于言将不足采，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
夫此数子者，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待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涂，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夸傲辟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数子者，皆以此为尚者也。而抑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则规君过、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而流传简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淫，况其滥于浮屠、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羶蚁智之妄人哉！
若其淋漓倾倒，答临轩之商，陈论劾之章，若将忘辱忘死，触忌讳，犯众怨，以为宗社生民计者，固可取为人主之龟鉴，而不得斥之为非。则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谏设科，则以应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胆足以胜，固无难伸眉引吭以言之无怍，而可取者不乏也。
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广益，无择于人也；言而可听者，乐取其言，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也。书曰：“敷奏以言，”言无不尽。若其黜陟，则必“明试以功”而后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则策贤良以问政，明王广听大智之道也；设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则国是乱、佞人进，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苏而止，元、白、二苏长于策问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终为君子伤，节宣之权，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与！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