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骤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终。震世之善，骤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闻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闻人之言善而信以为必行，则使闻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审之于心而亟从之。闻人不善之言而信，则人之言善者，无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敌不善者之巧给，奚望其善之能有终邪？且夫事之利病，岂其有常，人之贤不肖，岂易以一概论哉？胥一善，而或为之而效，或为之而不效，义难精也；亟于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过，不遂其望，而或至于隳功，遂以疑善之不足为也。胥为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于其名，志难知也；亟于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过，不慰其所求，而或至于败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终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从善而进贤，宽之以取效之涂，而忍其一时之利钝；谅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于其类；然后其決于善也，以从容而收效，決于用贤也，以阔略而得人。无他，审之于心，百折迂回，详察乎理之必有与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贞，非从人闻善而遽希骤获之功也。
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旧臣，盗隐官物巨万，张涉以旧学师友，坐赃放黜。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蠱而外离也。
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尧不以共、驭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废亲亲；三折肱为良医，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终也。
二
法为贤者设乎？诚贤矣，虽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使自择任寮吏，于是其未乱也，人树党以营私，其乱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济上选举议，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且曰：“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辟吏之法。”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自天宝兵兴以后，迄于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门，背公死党，以逆命谋篡、割据分争者谁邪？既济以为善政，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甚矣！其贻祸之无穷矣。
夫环天下之贤不肖，待铨除于吏部，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此诚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天子宪天以立极，犹万汇之荣枯统于真宰也。分进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进，牧守使臣纠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犹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杀，互成岁功也。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则诬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禄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党刘展以反者，江、淮亲旧也；劝李宝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导李惟岳以自立者，毕华也；说朱滔以首乱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称王者，李子千也。自非端士，必怀禄以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无与为谋，唐之亡，亡于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无衅，牧守无妄动之心，而互相辅倚，以贪纵虐民、荡佚法制，亦孰与禁之？而国民之交病，不可诘矣。既济倡为邪说，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纲已失，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不轨之情，已不可揜矣。
三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义也；不忍于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于是而权以应迫者，皆以为经。当其时，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膏血耗而梦寝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而操全数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则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输月送之无恒，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已之图，不可久者也；民犹知租、庸、调之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饶，可以疾苦上闻，邀求蠲贷者也。唯据乱法以为法，则其乱不已。呜呼！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
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于民，而作辍犹无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为一条鞭之法，于夏秋税粮之外，取滥派之杂徭，编于正供，箕敛益精，而漏卮愈溃。迨乎兵兴用棘，则就条鞭之中，裁减以输京边，而地方之经费不给，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简易从，居德于天下，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
夫立法之简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与国计之必畜，早有以会其总于上；而瓜分缕别，举有司之所待用者，统受于司农；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给天下之需，而不使群司分索于郡县，则简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横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乱也；其简也，乃以繁也；民咸死于苟且便利之一心，奚取于简哉？杨炎以病民而利国，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后之效之者，则以戕民蠹国而自专其利，简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诛，君子甚为英惜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