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缜作神灭论以辟浮屠，竟陵王子良饵之以中书郎，使废其论，缜不屑卖论以取官，可谓伟矣。虽然，其立言之不审，求以规正子良而折浮屠之邪妄，难矣。
子良，翩翩之纨袴耳，俯而自视，非其祖父乘时而窃天位，则参佐之才而已；而爵王侯、位三公，惊喜而不知所从来，虽欲不疑为夙世之福出而不可得，而缜恶能以寥阔之论破之？夫缜“树花齐发”之论，卑陋已甚，而不自知其卑陋也。子良乘篡逆之余润而位王侯，见为茵褥而实粪溷；缜修文行而为士流，茵褥之资也，而自以为粪溷。以富贵贫贱而判清浊，则已与子良惊宠辱而失据者，同其情矣，而恶足以破之？夫以福报诱崇奉学佛之徒，黠者且轻之矣；谓形灭而神不灭，学佛之徒，慧者亦谓为常见而非之矣。无见于道，而但执其绪论以折之，此以无制之孤军撩蜂屯之寇盗，未有不衄者也。
子良奚以知神之不灭哉？谓之不灭，遂有说焉以成乎其不灭。缜又奚以知神之必灭哉？谓之灭，遂有说焉以成乎其灭。非有得于性命之原而体人道之极，知则果知，行则果行，揭日月而无隐者，讵足以及此？浮游之论，一彼一此，与于不仁之甚，而君子之道乃以充塞于天下。后之儒者之于浮屠也，或惑之，或闢之，两皆无据，而辟之者化为惑也不鲜。韩愈氏不能保其正，岂缜之所克任哉？夫其辨焉而不胜，争焉而反屈者，固有其本矣。范缜以贫贱为粪溷，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浮屠之慧者，且目笑而贱之。允矣，无制之孤军必为寇盗禽也。
二
官无常禄，赃则坐死，日杀人而贪弥甚；有常禄矣，赃乃坐死，可无辞于枉矣，乃抑日杀人而贪尤弥甚。老氏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威之！”诚哉是言也。拓拔氏之未班禄也，枉法十疋、义赃二十疋、坐死；其既班禄也，义赃一疋、枉法无多少、皆死；徒为残虐之令而已。
夫吏岂能无义赃一疋者乎？非于陵仲子之徒，大贤以下，未有免焉者也。人皆游于羿之彀中，则将诡遁于法，而上下相蒙以幸免。其不免者，则无交于权贵者也，有忤于上官者也，绳奸胥之过、拂猾民之欲者也。狎奸胥，纵奸民，媚上官，事权贵，则枉法千疋而免矣。反是，不患其无义赃一疋之可搜摘者也。于是乎日杀人而贪弥甚。不知治道，而刻覈以任法，其弊必若此而不爽。故拓拔令群臣自审不胜贪心者辞位，而慕容契曰：“小人之心无常，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盖以言乎常法之设，徒使人人自危，而人人可以兔脱，其意深矣！宏不悟焉，死者积而贪不惩。岂但下之流风不可止哉？以杀之者导之也。
三
拓拔氏之禁谶纬凡再矣，至太和九年诏焚之，留者以大辟论。盖邪说乘一时之淫气，氾滥既极，必且消亡，此其时也。于是并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而禁之，卓哉！为此议者，其以迪民于正而使审于吉凶也。礼于卜筮者问之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又曰：“假于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盖卜筮者，君子之事，非小人之事，委巷之所不得与也。君子之于卜筮，两疑于义而未决于所信，问焉而以履信；事逆于志，己逆于物，未能顺也，问焉而以思顺。得信而履，思效于顺，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此者，岂委巷小人所知，亦岂委巷小人所务知者哉？其当严刑以禁之也，非但奸宄之妄兴以消其萌也，即生人之日用，亦不可以此乱之也。
死生，人道之大者也。仰而父母，俯而妻子，病而不忍其死，则调持之已耳。乃从而卜筮之，其凶也，将遂置之而废药食邪？其吉也，将遂慰焉而疏侍省邪？委巷之人，以此而妨孝慈以致之死，追悔弗及矣。婚姻，人道之大者也。族类必辨，年齿必当，才质必堪，审酌之已耳。乃从而卜筮之，其吉也，虽匪类而与合邪？其凶也，虽佳偶而与离邪？委巷之人，其以此乱配偶而或致狱讼，追悔弗及矣。抑如寇至而避之，不容已者也。避之必以其时，而不可待；避之必于其地，而不可迷；深思而谋之，有识者虽不免焉，鲜矣。乃从而卜筮之，其吉也，时地两失，必趋于陷阱邪？其凶也，时地两得，必背其坦途邪？委巷之人，以此而蹈凶危，追悔弗及矣。繇此言之，委巷之有卜筮，岂但纳天下于邪乎！抑且陷民于凶危咎悔之涂。而愚民无识，方且走之如骛。王者安全天下而迪之以贞，故王制以为非杀莫能禁也。
且委巷卜筮之术背于经典者，于古不知何若，而以今例之，则先天序位也，世应游魂也，窃卦气于陈搏也，师纳甲于魏伯阳也，参六神生克神煞于星家之琐说与巫觋之妖术也。自焦、京以来，其诬久矣。沿流不止，为君子儒者，不能自拔流俗之中以守先王之道，亦且信其妄而隮之羲、文、周、孔之闲、芜其微言，叛其大义，徒以惑民而导之于险阻。呜呼！拓拔氏夷也，而知禁之；为君子儒者，文之以淫辞，而尊之为天人之至教，不谓之异端也，奚可哉？程子鄙康节之术而不屑学，康节之术，委巷之师也。
四
拓拔氏太和九年，从李冲之请，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此里长之名所自昉也。冲盖师周礼之遗制而设焉。乃以周制考之，王畿为方千里，为田九万万亩，以古亩百步今亩二百四十步约之，为田三万七千万有奇，以今起科之中制准之，为粮大约二百二十万石，视今吴县、长洲二邑之赋而不足，则其为地也狭，为民也寡矣。周之侯国千八百，视今州县之数而尤俭也。以甚狭之地，任甚寡之民，区别而屑分之也易。且诸侯制赋治民之法，固有不用周制者，如齐之轨里，楚之牧隰，不能强天下以同也。以治众大之法治寡小，则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众大，则渎而不行。故周礼之制，行之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未必效者多矣。
三长之立，李冲非求以靖民，以覈民之隐冒尔。拓拔氏之初制，三五十家而制一宗主，始为一户，略矣，于是而多隐冒。冲立繁密之法，使民无所藏隐，是数罟以尽鱼之术，商鞅之所以彊秦而涂炭其民者也。且夫一切之法不可齐天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吾说也。地有肥瘠，民有淳顽，而为之长者亦异矣。民疲而瘠，则五家之累耑于一家；民悍而顽，则是五家而置一豺虎以临之也。且所责于三长者，独以课覈赋役与？抑以兼司其讼狱禁制也？兼司禁制，则弱肉强食，相迫而无穷；独任赋役，则李代桃僵，交倾而不给。黠者因公私敛，拙者奔走不遑，民之困于斯极矣。非商鞅其孰忍为此哉？
夫民无长，则不可也，隐冒无稽，而非违莫诘也。乃法不可不简，而任之也不可不轻，此王道之所以易易也。然则三五十家而立宗主，未尝不为已密，而五家栉比以立长，其祸岂有涯乎？民不可无长，而置长也有道；酌古今之变，参事会之宜，简其数而網不密，递相代而互相制，则疲羸者不困，而强豪者不横。若李冲之法，免其赋役，三载无过，则升为黨长，复其三夫，吾知奸民之恣肆无已矣。
要而论之，天下之大，田赋之多，人民之众，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里边方、山泽肥瘠、民人众寡、风俗淳顽，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陈之，邑之贤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决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数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齐山泽、均刚柔、一利钝，一概强天下以同而自谓均平。盖一切之法者，大利于此，则大害于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
五
齐以民闲谷帛至贱，而官出钱糴买之，亦权宜之法，可以救偏者也。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积勤苦以获，为生理之必需，佐天子以守邦者，莫大乎谷帛。农夫终岁以耕，红女终宵而纺，偏四海，历万年，唯此之是营也。然而婚葬之用，医药之需，鹽之资，亲故乡邻之相为醻酢，多有非谷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钱以济者。乃握粟抱布，罄经年之精髓适市，而奸商杂技挥斥之如土芥；故菽粟如水火，而天下之不仁益甚。孟子之言，目击齐、梁之饿莩充涂、仇杀相仍者言也，非通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