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其情以统初终，而汇观其同异，则听言也，固不难矣。非坚持一背戾之说，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谬不解者之难辨也。言烦而竞，诡出而相违，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营，以恣其辩，惑人甚矣，而尤无难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动以兴；下者动以利，其次动以情，其次动以气。利者灼见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于人辨之而已。情之动也无端，偶见为然而然之，偶见为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计生焉，因而事之机、物之变、古人之言、皆可为其附会之资，而说益长、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沥血以言之，不获已而必强人以听，此疑于忠而难辨者也。然人之情无恒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则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贞也。至于气之动而尤不可御矣，若或鼓之，若或飏之，一人言之而羣嚣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争鸣，若出一口，此庄周所谓“飘风则大和而听其自已”者也。既自已矣，则前后之不相蒙，还以自攻也而不恤。虽然，亦岂有难辨者哉？观于拓拔氏伐蠕蠕之议，而鼓以气、盪以情者，直可资旁观者之一哂而已。
当其议伐赫连氏，则曰宜置赫连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连而灭其国、俘其君矣，已而议伐蠕蠕，则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难，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无利。一言而折之有余，而羣喙争鸣不息，有如是夫！人以为不可伐，则曰可伐，人以为可伐，则曰不可。气之为风也，倏而南，条而北；氣气之为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调之为暄清之适者，因乎时而已矣。言之善者，调其偏而适以其时。崔浩之言，则可谓知时矣，风不可得而飘，寒有衣儒、暑有箑也。拓拔寿之能用崔浩也，而犹疑之情兴气动，难乎其不撼，况智不如寿者乎？虽然，无难办也，统其初终，析其同异，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扩然会通以折中之，豈难辨哉？豈难辨哉？
八
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彊、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异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輭；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
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谢玄监军事，始收骁健以鼓励之，于是北府之兵破苻坚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广固、收雒阳、入长安，而姚兴、拓拔嗣不能与之敌，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兴也。宋武顾诸子无驾御之才而虑其逼上，故鬭王镇恶、沈田子诸人于关中，使自相残刘而不问。文帝人立，惩营阳之祸，急诛权谋之士，区区一檀道济而剑已拟其项领。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祸福如此，王昙首诸人雍容谈笑以俟天下之澄清，虽有瑰玮之才，不折节以趋荏苒者，几何也？乃于其中择一二铮铮者使与猾虏竞，拓拔焘固曰；“龟鼈小竖，夫何能为。”其墮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犹是也。岳诛韩废，天下戒心于有为，风靡而弗能再振矣。身无英武之姿，外有方张之寇，奖柔顺以挫英奇，虽抱有为之志，四顾无可用之人，前以取败而不自知，及其败也，抑归咎于天方长乱，而虏势之不可撄也，愈以衰矣！
九
闇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张幮帐以御蟁蠓，薄絺疏绤使弗能入焉，则鼾睡以终夕；若此而不弃师失地以近于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败也，曰：“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可席卷而使无立草之地。”宋终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彦之走，滑臺败而萧思话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溃，而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战为守者，善术也；以守为战者，败道也；无他，将无略而以畏谨为万全之策也。
然则孔子之于战也慎，于行军也惧，又何以称焉？夫列兵千里，尺护而寸防之，岂其能惧哉？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寇之来也，于彼乎，于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则处败而声息先闻，固可自全以退，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弗惧也，则亦无所慎矣。若夫惧以慎者，一与一相当，虔矫三军，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碁布为能慎也与？不战而慎，未临事而惧先之，不败何待焉？
一○
滑臺陷，青州没，宋师熸，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亲，踰年而宋报礼焉，此南北夷夏讲和之始也。宋大败，而刘振之且弃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卷江、淮也易矣；顾敛兵以退而先使请和，岂其无吞宋之心哉？力疲于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慄以收宋，知宋之得释重忧，必欣然恐后，此虏之狡也。夫宋新败之余，弗能急与之争，则姑受其和而缓敌以待时，庸讵非策。且其于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雠，又无割地称臣之辱，如赵宋然者，则抑非义之所不许。顾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利于屡胜之兵，而不利于新败之国者也。
夷狄以战而强、以战而亡者也；其能悔祸以息兵，则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马，而其骑射技击，则性焉习焉，而不以不用而废。中国则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争虚名于廷，兵治生计于郊，人心解散，冀长此輯睦而罢兵以偷安，一旦闻警而魂摇，其败亡必矣。屡胜之余，败之几也，虽屈己以和人，不以为辱而丧其气，抑以免骄兵之取败也，善居胜者也。若败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动以致衄，而情不竞，惴惴危慄，得和以无虞，而涣然冰释，于是乎戒战之危，而歆和之利，虽不弭兵，兵必弭矣。边陲戍守之士，皆赘设而聊以逍遥，尚足恃以御非常之变邪？骄贪无厌之虏，方养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驯扰，抱虎而望其息机牙，不亦愚乎？
刘宋以和而罢兵，赵宋欲罢兵而讲和，赵宋尤惫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于外未忘于内，故刘宋犹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赵宋君臣窜死于海滨而草能救。且曰：“君无失德，民不知兵。”可胜悼哉！
一一
拓拔氏诏举逸民，而所征皆世胄，民望属焉，其时之风尚然也。江左则王、谢、何、庾之族显，北方则崔、卢、李、郑之姓著，虽天子莫能抑焉，虽夷狄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与帝王之统绪并行，而自为兴废，风尚所沿，其犹三代之遗乎！
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广；然而古之帝王终不以广易隘者，人心之所趋，即天叙天秩之所显也。尧求人于侧陋，而舜固虞幕之裔；文王得贤于屠钓，而太公固四岳之嗣。降及于周衰而游士进，故孔子伤陪臣之僭，而忧庶人之议。春秋于私嬖骤起之臣，善则书人，恶则书盗；孟子恶处士之横逆，而均之于洪水猛兽；耕商驵侩胥史之徒起，而为大伦之蟊贼，诚民志之所不顺也。
汉高起自田闲，萧、曹拔于掾吏，上意移而下俗乱，故江充、主父偃、息夫躬、哀章之徒，得以干主行私，乱君臣父子之彝伦而祸人宗社；然而古道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六代南北分，而此意独传，以迄于唐，世胄与寒门犹相持而不下。及朱温肆清流之毒，五季摧折以无余，宋因陋而不复。然其盛也，吕、范、韩、陈犹以华胄而登三事、列清要，天下咸想望之；其卓然立大勋明圣学者，类能不坠家声而为国所恃赖，至于文及甫、程松之为败类者，百不得一也。女直、蒙古更主中国，而北面事之者，皆猥类无行之鄙夫，无有能如崔浩之不惜怨祸以护士大夫之品类者，而古道埽地无余。以迄于今，科举孤行，门阀不择，于是而市井锥刀、公门粪除之子弟，彫虫诡遇，且与天子坐论而礼绝百僚。呜呼！君子之于小人，犹中国之于夷狄，其分也，天也，非人之故别之也，一乱而无不可乱矣。
六代固尝以夷狄主中国矣，而小人终不杂于君子，彼废而此不废焉。至于两俱废，而后人道之不灭者无几矣。拔浊流而清之，将谓引小人而纳于君子之途，道至大也；乃其弊也，夷君子于小人，而道遂喪。道大则荒，故先王畏其荒而不嫌其隘，譬之治津涂者，无迳隧而任人之行，则蔓草遍于周行，而无所谓津涂矣。其位，君子也；其职，君子也；其饰文物以希当世者，君子也。而钱刀嚚讼之声，习而闻之；役父谇母之色，狎而安之；则廉耻丧于天下，而人无以异于禽。故曰：将引小人而纳之君子，实夷君子于小人也。小人杂于君子，而仕与同官，学与同师，游与同方，婚姻与同种姓，天下无君子，皆小人矣，中国皆夷狄矣，可胜痛哉！有王者起，无仍朱温恶清流之恶；名世兴，无避崔浩清流品之怨，庶以扶乾坤于不毁乎！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