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怀、愍陷没，琅邪复立国于江东者几百年，则晋为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亲贤之辅，必欲享国长久而无能夺，岂私计哉？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择也。则君子之为天下君以别人于禽兽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无死也。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均是人而戴之为君，尊亲于父，则旦易一主，夕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势为从违而不知耻，生人之道蔑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于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躯保妻子、导天下于鱼虫之聚者，虑此深矣！然则晋保社稷于百年，而魏速沦亡于三世，其于君天下之道，得失较然矣。
晋武之不终也，惠帝之不慧也，怀、愍之不足以图存，元帝之不可大有为也；然其后王敦、苏峻、桓温相踵以谋逆，桓玄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迟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饥饱，而刘裕功勋赫奕，莫能夺也。谓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维系之乎？宋文帝宠任诸弟，使理国政、牧方州，虑亦及此；而明帝诛夷之以无遗，萧道成乃乘虚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坠叶，臣不以易主为惭，民不以改姓为异。垂及唐、宋，虽权臣不作，而盗贼夷狄进矣。然则以八王之祸咎晋氏之非，抑将以射肩请隧咎文昭武穆之不当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贤于无法。亦规诸至仁大义之原而已。
二
谏必有专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进言于天子，故周官无谏职，以广听也。谏之有官，自汉设谏议大夫始。晋初立国，以傅玄、皇甫陶为之，唐之补阙拾遗，宋之司谏，皆放此而立也。谏有专官，而人臣之得进言于君仅矣。虽然，古今之时异，而广听之与慎听也，不得不殊；进言之迹同，而受益之与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概论也。
古之民朴矣，农、工、商、贾各世其业；士之游于庠序者，亦各有常学，不能侈闻见、饰文词以动当世。迨及战国，教衰而人自为学，揣摩当世之务者，竞尚其说，纵之以言，则偏私逞而是非乱；则必择其忠直而达治理者任之，而后无稽之言，不敢破圣道、紊纲纪，以荧主听。则专官之任，亦未可谓尽非，时使然也。
谏官专立，职专谏矣。然非专谏于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谏也。不淫听于辨言，而不塞聪于偏听；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则怀忠乐进者相感以兴。乃若听之之道，群言竞奏，而忠佞相殽，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谏者以谏君也。迩声色，殖货利，狎宦戚，通女谒，怠政事，废学问，崇佛老，侈宫室，私行游，媟威仪，若此者谏官任之。大小群臣下逮于庶人，苟有言焉，则固天子所宜侧席而听者也。即言之过，而固可无尤也。外此，人与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贤不肖，铨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虽君道之所必详，而清诸其源，则是非著而议论一；争于其流，则议论繁而朋党兴。贞邪利害，各从其私意，辨言邪说，将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广听适以召奸，尤明主所深惧也。
以要言之，言而讥非乎我者，虽激虽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贬于人、辨说乎事者，辨虽详，辞虽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规于朋友者且然，而况君天下者乎！然则选忠直知治者任谏职于上，而主意昭宣，风尚端直，则羣言博采，而终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雠其奸邪。慎之也，即所以广之也。又何必执周官之不设谏臣以下访刍荛哉？
近者分谏职于台省，听亦广矣。而六科司抄发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权，纠劾移于下，而君德非所独任，故诡随忿戾，迭相进退，而国是大乱，则广之适以废之。党人交争，劳臣掣肘，将谏官之设，以谏下而非谏君乎？拂其立谏之经，而予以谮言之径，乃至佥人游士献邪说以为用人行政之蝥贼。不专不慎，覆轨已昭，后世尚知鉴哉！
三
晋始建国，立七世之庙，除五帝之座，罢圜丘方泽之祀，合之于郊，皆宗王肃而废郑玄也。于是而知王肃之学，醇正于郑玄远矣。后世经学传郑氏，肃之正义，没而不传，则贾公彦、孔颖达之怙专师而晦道也。
周之祀典，组绀以上不废也；而限天子之庙于五世，合两世室而始为七，玄之托于义而贼仁也。周礼合乐于圜丘方泽者，非祭也，所以顺阴阳、合律吕而正乐也；而谓郊之外有圜丘方泽之大祀，玄之淫于乐以乱礼也。其尤妖诬而不经者，为上帝之名曰耀宝魄，又立灵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纪之名，为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宾字之者，适足以资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释经，以之议礼，诬神媟天，黩祀惑民，玄之罪不容贷矣。托之于星术，而实传之于谶纬，夫且诬为孔氏之书；正肃氏起而辨之，晋武因而绌之，于是禁星气谶纬之学，以严邪说之防，肃之功大矣哉！惜乎世远俗流，师承道圮，而肃学不传也。如其传，则程、朱兴起，尚有所资以辟郑氏之淫辞与！
四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从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祖逖之在雍邱，宗泽之在东京，屹立一方以图远略，与叔子等。乃逖卒而其弟称兵以犯顺，泽卒而部众瓦解以为盗，皆求功已急而不图其安，未尝学于叔子之道以弭三军之骄气，骄则未有能成而不乱者也。
或曰：叔子之时，晋盛而吴衰，拥盛势以镇之，则敌亡可以坐待；而逖与泽抗方张之虏，未可以理折，则时异而不可相师矣。
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逖、泽不能者，遇陆抗耳。若夫敌国之氓，信其仁厚而愿归附之，则逖与泽之邻壤，犹晋、宋之遗黎；而叔子则晋、吴异主，义不相下者也。使逖与泽以此临之，不愈效乎！夫陆抗亦智深谋远不与叔子争一日之利耳，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直之为，则其亡愈速；是遇陆抗者，两碁逢敌之难，而非易制于石勒、女直也。石勒虽骁，而志不及于江、淮，且未几而国内大乱，甚于孙皓之犹安处也。女直虽竞，而斡离不、挞嬾、兀术各怀猜忌，豕突鹿奔，无有能如陆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抚民，以缓制敌，垂之数十年，赵有冉闵之乱，金有完颜亮之变，以顺临逆，以静待动，易于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后者也，何至于子弟为枭獍以伏诛，部曲窜萑苇而偾起哉！故曰逖与泽求之已急而未图其安也。逖有雍邱之可据，而郭默、邵续之流，皆相倚以戴晋；泽有东京之可恃，而两河忠义，皆相待以效功；与为愤兴，而不与为固结，二子之志义尚矣，惜乎其不讲于叔子之道也。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