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王邑、王寻之师，号称百万，以临瓦合之汉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诸将欲散归诸城，光武决迎敌之志，诸将不从，临敌而挠，倾覆随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难以晓譬于群劣，则固慨慷以争、痛哭以求必听之时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请而弗迫与之言，万一诸将不再问而遽焉骇散，能弗与之俱糜烂乎？呜呼！此大有为者所以异于一往之气矜者也。
寻、邑之众，且压其项背，诸将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与之争，以引其喧之口，相长而益馁其气，则不争而得，争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仅然也。藉令敌兵不即压境以相迫，诸将惊溃而敌蹑之，王邑无谋，严尤不决，兵虽众而无纪，外盛而中枵，则诸将溃败之余，敌兵骄懈，我乃徙中起以乘之，夫岂无术以处此？面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诸将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项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验已。一笑之下，绰有余地，而何暇与碌碌者争短长邪？
而尤不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业以其身任汉室之兴废，则寻、邑果可以长驱，诸将无能以再振，事之成败，身之生死，委之于天，而非人之所能强。苟无其存其亡一笑而听诸时会之量，则情先靡于躯命，虽慷慨痛哭与诸将竞，亦居然一诸将之情也。以偶然亿中之一策，怀愤而求逞，尤取败之道，而何愈于诸将之纷纭乎？
天下之大，死生之故，兴废之几，非旷然超于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转其轴。故武王之诗曰：“勿贰尔心。”慎谋于未举事之前，坦然忘机于已举事之后，天锡帝王以智，而必锡之以勇。勇者，非气矜也，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与诸将争前却，大有为者之过人远也，尤在此矣。
二
怀王遣高帝入关，而高帝之王业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业定。大有为者之初起，不欲躬为戎首，抑必藉人以兴；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随于行队之间，则得失兴丧之枢，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权，而祸已发于肘腋，宋义之所以死于项羽，伯升之所以死于李轶、朱鲔也。
然则项羽禁高帝不令入关，更始听朱鲔而拒刘赐之请，不委河北于光武，羽与更始，可以终保大位而无与争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气，人之相役以道，项羽有韩信、陈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嚣而不能服，无以役之也。藉令置高帝、光武于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杀之不可，羽与更始且自困于无术。三齐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陈余、英布翱翔桀骜以需时，王郎蠭起于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向，羽与更始终无以固其位，而徒召乱于无已。尔朱兆且不能得之于高欢，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鲔为忠谋者，愚也，无救于败而徒乱天下也。无御豪杰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三
王者代天而行赏罚，参之以权谋，则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论功行赏、按罪制刑于臣民也。武王封武庚于东国，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诛武庚，不得不诛也，天也。三代以上，诸侯有道，天下归之，则为天子；天子无道，天下叛之，退为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复干天命，不得不诛。既代天以赏罚，则洞然与四海公其袞钺，而无所委曲于操纵以为驾驭之术。苏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权术测王者之举动，而成乎小人之邪说。
王郎遣杜威纳降，威为郎请万户侯封，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刘恭为盆子乞降，恭问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赏罚，而意智不与焉，斯乃允以继天而为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乱，不可不诛；以其降而姑贳之，终拒其降而斩之，以惩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子者，愚而为人立者也。愚且贱，而欲干天位也，可诛；非其志而听命于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养之，义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难者，光武决于一言，而更无委曲之辞以诱之，明白洞达，与天下昭刑赏之正，故曰：大哉王言，体天无私而为之子也。
为权术之说者则不然，心恶之而姑许之，谓可以辑群雄之心，使刘永之俦，相仍而革面。独不见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后竟如之何也？狙诈兴而天下相长以伪，故终唐之世，藩镇倏叛倏服，以与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则权者非权也，伪以长乱而已矣。汤诰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诚帝心也，豈忧天下之有不服哉？何所葸畏而与人相为驵侩乎！故言权术以笼天下者，妾妇之智而已矣。
四
冯异招李轶于雒阳，轶报曰：“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异斩武勃，轶闭门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阳可速下也。光武则宣露其书，使朱鲔杀轶。轶本与伯升俱起，谄事诸将，忌伯升而谮杀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轶死，而雒阳之围经年始拔，事有宁劳而不贪近功以申大义者，此是也。乃杀伯升者，朱鲔之本志，轶特徇鲔而从之者尔。帝之于鲔也，使岑彭说之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鲔降而拜将军，封列侯，传封累世。同怨而异报，达于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如此。
虽然，亦恶有不可测哉？伯升初起，始发于李轶，迎光武而与建谋，则轶固光武兄弟所倚为腹心也。更始立，朱鲔、张卬暴贵，轶遽背而即于彼。因势而迁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无余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关之志。更始委三十万之重兵于轶守雒阳，而李松甫败于赤眉，轶又窥长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靦然纳断金之言而不惭。光武曰：“季文多诈，不能得其要领。”特假手于鲔以杀之，而讨犹未伸，非可以鲔例之也。
鲔起于平林，先光武以举事，与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为更始谋杀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更始之诸将，类皆贼也，而鲔独异。杀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诸将挟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违也，鲔独守高帝之约，辞胶东之封；受命守雒，百战以与寇恂、冯毕争死生之命；及长安破，更始降于赤眉，雒阳孤立无援，且坚壁固守，以杀伯升为惭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与有为者，唯鲔一人而已。于事君之义，立身之恥，殆庶几焉。藉令光武以怨轶者怨鲔而拒戮之，则以私怨而废天下之公，且将奖人臣之操异志以介从违，而何以劝忠乎？子曰：“以直报怨。”直者，理而已矣，于轶何可忘，而于鲔何容芥蔕也。
五
效卓茂之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为其不可也。效卓茂之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无伪，而抑于大节不失焉，则行之也，和顺而无矫物之情，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矣。非然，则严诩之以乱颍川者，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王莽之当国，上下相率以伪，效茂之迹以夸德化者，非直一严诩也；莽皆乐推之以诱天下，彼亦乐附莽而成其利达。莽居摄而茂以病免，名不照于当时，而莽无求焉。自拔于流俗，而居约以自汙，敦实行而远虚名，茂自此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