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意与心分本体流行否?”先生曰:“来教似疑心为体,意为流行。愚则以为意是心之体,而流行其用也。但不可以意为体,心为用耳。程子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既而自谓不然。愚谓此说虽非通论,实亦有见。盖心虽不可以已发言,而《大学》之言心也,则多从已发。不观‘正心’章专以忿懥好乐恐惧忧患言乎?分明从发见处指点。且正之为义,如云方方正正,有伦有脊之谓,《易》所谓效法之谓坤也,与诚意字不同。诚以体言,正以用言,故正心先诚意,由末以之本也。《中庸》言中和,中即诚,和即正,中为天下之大本,诚为正本也。凡书之言心也,皆合意知而言者也。独《大学》分意知而言之,一节推进一节,故即谓心为用,意为体亦得。”
又问:“意属已发,心属未发否?”先生曰:“人心之体,存发一几也。心无存发,意无存发也。盖此心中一点虚灵不昧之主宰,常常存,亦常常发。”
又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今人鲜不以念为意者,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又问:“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本无来处,亦无归处。”
又问:“百姓日用不知之意,与圣人不思勉之意,有分别否?”先生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定盘针时时做得主,所以日用得着不知之知,恍然诚体流露。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日用,则意于是乎诚矣。诚无为,才着思勉,则不诚,不诚则非意之本体矣。观诚之为义,益知意为心之主宰,不属动念矣。”
又问:“学问思辨行工夫,与从容中道之天道,是一是二?”先生曰:“学问思辨而不本之从容中道,则事事入於人伪,学不是学,问不是问,思不是思,辨不是辨,行不是行。故曰:‘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精神,所谓知至而后意诚也。”
又问:“从心不踰,此时属心用事,还属意用事?”先生曰:“此个机缘,正是意中有真消息,如定盘针在盘子中,随盘子东西南北,此针子只是向南也。圣人学问到得此,净净地,并将盘子打碎,针子抛弃。所以平日用毋意工夫,方是至诚如神也。无声无臭至矣哉!此个主宰,要他有,又要他无,惟圣人为能有,亦惟圣人为能无。惟从有处无,所以无处有。有而无,无而有,方见人心至妙至妙处。”(以上《答董标心意十则》)
史孝复疑“《大学》於诚意后,复推先致知一着,而实其功於格物者,诚恐抛却良知,单提诚意,必有诚非所诚者,涑水、元城,只作得九分人物,以此。”先生曰:“格致是诚意工夫,明善是诚身工夫,其旨一也。盖以诚意为主意,格致为工夫,工夫结在主意中,并无先后可言。若不提起主意,而漫言工夫,将必有知非所知之病矣。”
又疑“妙於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心也,即道心惟微也。而以意当之,不啻霄壤矣。”先生曰:“心则是个浑然之体,就中指出端倪来,曰意,即惟微之体也。人心惟危,心也;而道心者,心之所以为心也。非以人欲为人心,天理为道心也。正心之心,人心也;而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非以所存为心,所发为意也。微之为言几也,几即意也。”
又疑“怵惕恻隐之心,未起是无意之时,既起是有意之时。纳交要誉恶声之心亦然。”先生曰:“怵惕恻隐之心,随感而见,非因感始有。当其未感之先,一团生意,原是活泼地,至三者之心初来,原不曾有,亦已见意之有善而无恶矣。不幸而夹带三者之心,正因此心无主,不免转念相生,全坐不诚之病耳。今以时起者为意,又以转念而起者为意,岂意有时而怵惕恻隐,有时而纳交要誉恶声?善恶无常,是不特无纳交要誉恶声之心,并无怵惕隐之心,宛转归到无善无恶之心体耶?”
又疑“复之所谓意者,盖言知也,心体浑然,说个知字,方见有定盘针。若以意充之,则适莫信果,无所不至矣。”先生曰:“心体只是一个光明藏,谓之明德,就光明藏中讨出个子午,见此一点光明,原不是荡而无归者。愚独以意字当之,子午是活适莫,适莫是死子午。其实活者是意,死者非意,总之一心也。贤以为知者,即是意中之知;而仆之以为意者,即是知中之意也。”
又疑“《说文》:‘意,志也。’《增韵》:‘心,所向也。’《说文》於志字下,‘志,意也。’又曰:‘心之所之也。’未有以意为心者。”先生曰:“心所向曰意,正是盘针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便无向字可下,可知意为心之主宰矣。心所之曰志,如志道,志学,皆言必为圣贤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与心所往异,若以往而行路时训之字,则抛却脚跟,立定一步矣。然《说文》之说,尚有可商者。按五脏,心藏神,脾藏意,贤藏志,肝藏魂,肺藏魄,合之皆心之神也。而惟脾肾一直上中下,通心为一体,故意志字,皆不离心字。意者心之中气,志者心之根气,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静深而有本曰志。今曰意志也,志意也,岂诚意之说,即是立志持志之说乎?夫志与意且不可相混,况心与意又相混乎?心自心,意自意,原不可以意为心,但不可离意求心耳。”
又疑“朱子以未发属性,已发属情,亦无甚谬。”先生曰:“古人言情者,曰‘利贞者性情也’,即性言情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乃若其情,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如得其情,皆指情蕴情实而言,即情即性也,并未尝以已发为情,与性字对也。乃若其情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这恻隐心就是仁,非因恻隐之发而见所存之仁也。”
又疑“念无主,意有主,心有主而无主,固不可以念为意,尤不可以意为心。”先生曰:“心既有主而无主,正是主宰之妙处,决不是离却意之有主,又有个心之有主而无主,果有二主,是有二心也。”
又疑“《大学》诚意后,尚有正心工夫”。先生曰:“诚意一关,是学问立命灵符,虽其间工夫有生熟,然到头只了得诚意本分,故诚意之后,更无正心工夫。”
又疑“毋意解,恐当从朱子说”。先生曰:“圣人毋意,所谓有主而无主也。朱子曰:‘私意也,必下个私字,语意方完毕。’竟意中本非有私也,有意而无意,有主而无主也。”
又疑“观前后宗旨,总不出以意为心之主宰,然必舍良知而言意者,缘阳明以后诸儒,谈良知之妙,而考其至处,全不相掩,因疑良知终无凭据,不如意字确有可依耳。”先生曰:“鄙意则谓良知原有依据处,即是意,故提起诚意而用致知工夫,庶几所知不至荡而无归也。”(以上《商疑答史孝复》)
战国诸子纷纷言性,人置一喙,而孟子一言断之,曰:“性善”,岂徒曰“可以为善而已”乎?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可见此性见见成成,停停当当,不烦一毫安排造作,这便是天命流行,物与无妄之本体,这亦便是无声无臭,浑然至善之极则,非无善无恶也。告子专在无处立脚,与天命之性,尚隔几重公案,孟子姑不与之深言,而急急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指出个善字,犹然落在第二义耳。性既落于四端,则义理之外,便有气质,纷纭杂揉,时与物搆,而善不善之差数觏。故宋儒气质之说,亦义理之说有以启之也。要而论之,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即天命之性,善则俱善。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非气质之粹然者乎?其有不善者,不过只是乐而淫,哀而伤,其间差之毫釐,与差之寻丈,同是一个过不及,则皆自善而流者也。惟是既有过不及之分数,则积此以往,容有十百千万,倍蓰而无算者,此则习之为害,而非其性之罪也,故曰:“性相近,习相远。”先生言高声一语是罪过,类而推之,颜氏之不迁怒,犹有乖於中体者在。才一迁怒,与世人睚眦而杀人,何以异?紾兄臂,踰东墙,只是乘於食色之见仁而过者耳。盖事虽有径庭之殊,而心之过不及,只争些子。此一些子,说得是偏,说不得是与善对敌之恶。惟其失之於偏,故善反之而即是中也。若是对敌之恶,则不可反矣。故性无不善,而心则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即心亦本无不善,而习则有善有不善。种种对待之相,总从后天而起,诸子不察,而概坐之以性,不已冤乎?为善为不善,只为处,便非性;有善有不善,只有处,便非性。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气本是虚,其初谁为合他来?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彼家亦恐人逐在二五形气上讨头面,故发此论。后人死在言下,又舍已生后,分外求个未生前,不免当面蹉过。总之太极阴阳,只是一个,但不指点头脑,则来路不清。故《中庸》亦每言前定、前知、前处,正是无声无臭一路消息。学者从此做工夫,方是真正为善去恶,希圣达天,庶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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