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峰

　　前言

　　诸儒学案者，或无所师承，得之於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俱列於此。上卷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中卷则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时之人，半归忠义，所以证明此学也，否则为伪而已。

　　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宁海人。自幼精敏绝伦，八岁而读书，十五而学文，辄为父友所称。二十游京师，学於太史宋濂。濂以为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华，先生复从之，先后凡六岁，尽传其学。两应召命，授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献王甚贤之，名其读书之堂曰正学。建文帝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帝有疑问，不时宣召，君臣之间，同於师友。金川失守，先生斩衰，哭不绝声。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门人廖镛往，先生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箇是字。”於是系狱。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故姚广孝尝嘱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既惭德此举，欲令先生草诏，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说穷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骂不已，磔之聚宝门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祯末，谥文正。

　　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问者，必告之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犹纵盗於家，其余无可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静，主於仁义、中正，则未有不静，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故圣人未尝不动。谓圣功始于小学，作《幼仪》二十首。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王治尚德而缓刑，作《深虑论》十篇。谓道体事而无不在，列《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尝寻讨乡先达授受原委，寝食为之几废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於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一时僧徒俱恨之。庸人论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无救於其亡。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尝当国，惠宗徒以经史见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蔡虚斋曰：“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终祐之，使斯人得竟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论也。

　　侯城杂诫

　　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贵，备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学则沦乎物，学则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学不亦大乎！学者圣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序。故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乱者，绳墨素定也。君子临事而不眩，制变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学者君子之绳墨也，治天下如一室，发於心见於事，出而不匮，繁而不紊。不学者其犹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应。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治身则畏威，治心则畏义。畏义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为，不敢与不能，何啻陵谷。

　　养身莫先於饮食，养心莫要於礼乐，人未尝一日舍饮食，何独礼乐而弃之？尊所贱，卑所贵，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适己。及物而仕，乐也；适已而弃民，耻也。与其贵而耻，孰若贱而乐？故君子难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礼也，乐也，刑罚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复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犹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后世之禁民也严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为迂，孰迂也哉？

　　化於未萌之谓神，止於未为之谓明，禁於已著之谓察，乱而后制之谓瞽。秦、汉之治，其瞽也。与不师古而瞽之师，孰谓之非瞽？

　　古礼之亡也，人不知事亲之道。今丧礼朝夕奠之仪，其事生之常礼乎？孔子曰：“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噫！行者鲜矣。

　　为子孙者，欲其悫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頟頟然。循循者善之徒，頟頟者恶之符。

　　一年之劳，为数十年之利，十年之劳，为数百年之利者，君子为之。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贵者，非至贵也。

　　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无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贵：学贵要，虑贵远，信贵笃，行贵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