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谓此为便。”从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广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明帝立，复旧。及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为世数。
史臣曰：先儒说宗庙之义，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故亲庙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庙也。禹无始祖，汤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数如之。汉立宗庙，违经背古。匡衡、贡禹、蔡邕之徒，空有迁毁之议，亘年四百，竟无成典。魏氏之初，亲庙止乎四叶，吴、蜀享祭，失礼已多。晋用王肃之谈，以文、景为共世，上至征西，其实六也。寻其此意，非以兄弟为后，当以立主之义，可相容于七室。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盈八主。江左贺循立议以后，弟不继兄，故世必限七，主无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议：“权制：谅闇之内，不亲奉四时祠。”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间，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搜，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吉。蒸尝禘于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禘于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即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越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簨泬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迹降于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从之。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鱼：皆所嗜也。先是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氏之庙，遍在郡国，求祀已渎，缘情又疏。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议，谓之迁毁。光武入纂，南顿君已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张衡《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辄祠旧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庙，皆在邺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祎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祎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祎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祎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祎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