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