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志》侯国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晓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据其时之见在者而书之乎？
○都《诗》毛氏传：“下邑曰都，”後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经，则《书》之云“大都小伯”，《诗》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传》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晋二五言于献公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谓蒲也、屈也。士伯谓叔孙昭子曰：“将馆子于都。”谓箕也。公孙朝谓季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谓成也。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谓后阝也、费也、成也。莱章曰：“往岁克敌，今又胜都。”谓廪丘也。《孟子》：“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谓平陆也。《韩子》：“卫嗣君以一都买一胥靡。”谓左氏也。《史记》赵良劝商君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秦王谓蔺相如：召有司按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张仪说楚王，请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而陈恢见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于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马，其後乃为大邑之称耳。故《诗》云：“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农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群都县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之谏魏王，谓所亡于秦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则皆小邑之称也。三代以上，若汤居毫，太王居，并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部，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史记·商君传》：“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语。
《汉书·晁错传》言：“忧劳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国邑为都。《後汉书·安帝纪》：“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是以郡治为都。而《食贷志》言：“长安及五都。”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而长安不与焉，此又所谓通邑大都居一方之会者也。若後世国都之名，专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称矣。
《史记》：“孝景中三年，军东都门外。”此时未有东都，其曰东都门，犹言东郭门也。《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
○乡里以县统乡，以乡统里，备书之者《史记》：“老子，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樗里子室在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是也。书县里而不言乡：《史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聂政，轵深井里人。”“淳于意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汉书》：“卫太子亡至湖泉鸠里”是也。亦有书乡而不言里：《史记》：“陈丞相平，阳武户牖乡人。”“王翦，频阳东乡人”是也。
古时乡亦有城。《汉书·朱邑传》：“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
○都乡《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属都乡高相里。”
○都乡侯後汉封国之制，有乡侯，有都乡侯。传中言都乡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赵忠、张让，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具珍有罪，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缓，诏贬为都乡侯。是都乡侯在列侯之下也。赵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嘉八年，贬为关内侯。是都乡侯在关内侯之上也。良贺卒，帝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是都乡侯所食之户数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乡侯，是都乡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乡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
○封君七国虽称王，而其臣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则有称侯者，如穗侯、应侯、文信侯，而蔡泽但为刚成君。汉兴，列侯曰侯，关内侯曰君。孔霸以师赐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其薨也，溢日烈君。
宋时《登科录》必书某县某乡某里人。《萧山县志》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嘉定县志》曰：“图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是矣。今俗省作“‘■”。谢少连作《歙志》，乃曰：“■音鄙。《左传》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其说凿矣。
○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郑康成《周礼·遗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广宿亭下。张禹奏请平陵肥牛亭部处，上以赐禹，徙亭它所，而《汉书》注云：“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是也。如今之村堡。《韩非子入“吴起为魏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汉书》“息夫躬归国，未有第宅，守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反守之。”《匈奴传》“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叫麦汉书·公孙瓒传》“卒逢鲜卑数百骑，乃退人空亭”是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镇集。汉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谓之下亭，《风俗通》：“鲍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则如今之关厢。司马相如往临邛，舍都亭。严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并斩王林卿奴头，并所剥建鼓，置都亭下。《後汉书》：“陈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会稽太守尹兴使陆续于都亭赋民饣粥。酒泉庞娥刺杀仇人于都亭。《吴志》：魏使邢贞拜权为吴王，权出都亭候贞”是也。京师亦有都亭。《後汉书》：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屯都亭，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王乔为叶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质《汉仪》：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诸先生言：“与方士考功会旗亭下”是也。後代则但有邮亭、驿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义矣。
○亭侯《通典》：“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灵帝以解读亭侯人继。《桓帝纪》：封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尹勋等七人为亭侯。列传中为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言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樊宏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则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
○社社之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大戴礼》：“千乘之国，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书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千社二万五千家。”《哀公十五年》：“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鲁君地山阴数百社。”又曰：“景公禄晏予以平阴与槁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荀子》：“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战国策》：“秦王使公子他谓赵王曰：‘大国不义，以告敝邑，而赐之二社之地。’”《商子》：“汤武之战，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吕氏春秋》：“武王胜殷，诸大夫赏以书社。”又曰：“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又曰：“越王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称。古者春秋祭社，一乡之人无不会集，《三国志》注：“蒋济为太尉，尝与桓范会社下”是也。《汉书·五行志》“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瓒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为田社，是私社。”《隋书·礼仪志》“百姓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万历末，士人相会课文，各立名号，亦曰某社某社。崇祯中，有陆文升奏讦张溥等复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罚。《宋史·薛颜传》“耀州豪姓李甲，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曾巩传》“章丘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石公粥传》“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号亡命社。”而隋末谯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纪》：“禁饥民结扁担社，伤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启以後，士子书刺往来，社字犹以为泛，而曰盟，曰社盟，此《辽史》之所谓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除却四者，便然丧其天下焉。
○历代帝王陵寝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诏历代帝王陵寝，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岁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淑修奉禹墓。其时天下未一，而首发此诏，可谓盛德之事。惜当日儒臣考之不审，以致传讹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者，按刘向曰：“文、武、周公葬于毕。”《皮记·周本纪》“太史公曰：毕在镐东南杜中。”《皇览》曰：“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郭璞《山海经》注同。《书》序：“周公亮，成王葬于毕。”传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义曰：“按《帝王世纪》云：“文，武葬于毕，毕在杜南。”《晋书·地道记》亦云：“毕在杜南，与毕陌别。”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县之中甚明。而今乃祭于渭北咸阳县之北十五里，盖据颜师古《刘向传》注：“毕陌在长安西北四十里”之误。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纪》未正义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辩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诬乎！至云後魏孝文帝氏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尤谬。《魏书》言：帝孝于文明大後，乃于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遂有终焉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氵厘西，以为山陵之所，而方山虚宫，号曰万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氵厘西者，洛阳也。孝文自代迁洛，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孙，名宝炬，以南阳王，为字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书》出于东朝，不载其事。而《北史》为立本纪，且曰：“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然则今富平县东南三十里之陵即永陵也。
上有宋碑，乃谬指为孝文之葬，而历代因之，岂非五代丧乱之馀，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尔颁行，不遑寻究，以至于今日乎？嗟乎，近事之著在史书灼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与之考桥山，订苍梧，其茫然而失据也宜矣！又考《册府元龟》：“唐高宗显庆二年二月，帝在洛阳宫，遣使以少牢祭汉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则孝文之祭在洛阳，于唐时未误。又曰：“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诏以周文王、武王柯在咸阳县，俾有司修饰。”则似已在渭北矣。《魏书》：“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澧、武王于镐。”《隋书》“把周文王、武王于澧、渭之郊。”《旧唐书》“周文王、大公配祭于澧，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镐。”并与《皇览》之言合，自古所传当在渭南。又韩文公《南山诗》“前寻径杜墅，堂蔽毕原陋。”亦谓其在杜中。韩即元和间人，或其遗迹未泯。宪宗之诏言词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诏，误以魏孝文、文帝为一人。《淳化阁帖》误以梁高祖武帝为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