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勋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後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君丧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曰，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而已葬之後，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亦百徐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史书所记公孙弘後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後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涉父死，行丧家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鲍昂处丧，毁瘠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薛包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後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于後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淄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己久废。文帝乃特著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往代无穷之讥。至唐玄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後二十六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
《晋书·羊传》：文帝崩，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後秦姚兴母她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玄、羊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样。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禅。禅，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後禅，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庙後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呈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日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後许选人，庙之後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後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禅祭然後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扦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眼之差，庶儿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繐衰裳，牡麻，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丧礼主人不得升堂济阳张尔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後，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人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今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居丧不吊人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古之于丧也有重，于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
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字塑像，则礼制合经，神只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氵荧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把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暂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日‘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诛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嘉靖更定从祀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日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王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粥、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苟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拭、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祭礼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