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典略》曰：梁宗懔少聪敏，好读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学士。梁主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王美之。
又曰：陆云，吴郡吴人。曾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於高祖，高祖召兼尚书议郎，顷之即真。
《后魏书》曰：卫操，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刘、石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右将军，封定襄侯。桓帝崩后，操立碑於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桓穆二帝驰名域外，九译宗焉。有德无禄，大命不延，背弃华殿。云中名都，远近齐轨，奔赴梓庐。"时晋光熙元年秋也。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於大邗掘得此碑。
又曰：尔朱荣字天宝，美容貌，幼而明决，长好射猎。葛荣之叛也，荣列围大猎，有双兔超於马前，荣乃弯弓而誓曰："中之，则擒葛荣。"应弦而殪，三军咸悦。破贼之后，即命立碑於其所，号曰《双兔碑》。
《唐书》曰：贾敦实，宛朐人也。贞观中，累除饶阳令。时制大功已下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树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其政德，立於兄碑之侧。故时人呼为"棠棣之碑"焉。
又曰：贞观中，议封禅，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
又曰：高宗御制慈恩寺碑文，及自书镌刻既毕，戊申，上御安福门楼，观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诸寺皆造幢盖，饰以金宝，穷极瑰丽。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辆，僧尼执幡两行导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自魏晋已来，崇事释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传》曰：李邕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干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后因恩思例，得赠秘书监。
又曰：长平中，源寂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冯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蕃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以代屏障，其文名驰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华尝为《鲁山令元德季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三绝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诏韩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之。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萧俛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比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又撰进之后，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僶俛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从之。
又曰：李绛，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既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尝欲於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绛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铲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以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之罘、峄山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严励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纳之。
《后唐史》曰：魏帅杨师厚於黎阳山采巨石，将纪德政。制度甚大，以铁为车，方任负载，驱牛数百，不由道路，所经之处，或坏人庐舍，或发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来。"碑石才至而卒，魏人以为应"碑来"之兆。
《祢衡别传》曰：黄祖之子射作章陵太守，与衡有所之，见蔡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过视之，叹之言好。后日各归章陵，自恨不令吏写之。正平曰："吾虽一过，皆识，其中央第四行中，石书磨灭两字不分明，当是某字，恐不谛耳。"因援笔书之，初无所遗，惟两字不着耳。章陵虽知其才明，犹嫌有所脱失，故遣往写之；还以校正平所书，尺寸皆得，初无脱误，所疑两字，故如正平所遗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说》曰：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读碑背上题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於字为妙。外孙，女子也，於字为好。齑臼，受辛也，於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如卿，乃觉三十里。"
王肃答诏问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将幸许昌，过繁昌，诏问受禅碑生黄金白玉应瑞不？肃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见乎，于践祚之坛宜矣。"
《晋令》曰：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