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承《后汉书》曰：丹阳方储，聪明善天文，为洛阳令。章帝欲出南郊，储上言，当有疾雨暴风，乘舆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储饮鸩而死。果有大风暴雨，洛中昼暝。
《后汉书》曰：光武尝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汉旧仪》曰：汉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为万五千四十。汉法：三岁一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岁一祭地于河东汾阴后土宫；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于雍五畤。
又曰：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长一丈，中一幅，四周缘之玉饰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具备，养牛五岁，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云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所祭天之圆丘也。
又曰：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书·礼志》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后以为常。
又《礼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又《礼志》曰：魏景初元年，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后，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轻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馀年，废无禘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传》曰：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宜备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非鄗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
《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妙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以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命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有二，伐崇，龛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阳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阳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宫南"，此既误矣。祭地汾阳，在水之间，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矣。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
《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诏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
又《礼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则与南郊同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宋书·礼志》曰：晋孝武诏曰："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是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
《晋起居注》曰：明帝太宁三年，上亲祠。七月，又诏："自中兴以来，虽南郊，未尝北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应望袟者，废而未举。居其官者，举其职，司其事，勿令一代之典阙而不备，主者详依旧处。"
又曰：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明年应郊，乘舆未反，博访内外。左丞王纳之议曰："议者谓应郊，故承制。中事纳之，谓大飨、大祀、大乐，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年中兴，亦以二月。今郊时未过日，望銮驾无为欲速而据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不如缓而尽美。"于是异同难明，遂从纳之议。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