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魏书》文旁泰和十八年，人迁都邺，登铜雀台，魏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运漕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於前，慕容灭於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阳。
《三国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王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茔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后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欲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象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象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
《五经要义》曰：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王婴《古今通论》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美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
《盐铁论》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之名都。
《世说》曰：谢公时兵厮养逋亡，多外窜在南塘下诸舡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师？"
谯周《法训》曰：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山海经》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大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
又曰：从极之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之贤，举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帝王世纪》曰：古公亶父，是为大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弊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阳，邑於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闻之，曰仁人不可失也，东循而奔，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筑城郭，立宗庙，设官司，即《诗》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者也。周道之端，盖自此始。
《两京记》曰：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今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名枨公，言词多验。时村人於此树下集，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仆射高颖总领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谓之大兴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回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东都城，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后汉，并居於今乙故都。至仁寿四年，隋文帝於此营建，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为王充所据，充平，改洛州总管府，寻又置陕东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明庆元年，复为东都，武太后号为神都。神龙元年，复旧，又改为河南府。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盖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唯因旧宫，无所改制。终於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后，方渐修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加营构，而宫府备矣。
《郡国志》：庐山，在柴桑、彭泽二县之郊，叠障九成，崇岩万仞，《山海经》所谓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杨雄《蜀都赋》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