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云 谭廷襄 马新贻 李宗羲 徐宗幹 王凯泰 郭柏荫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徵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徵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藩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钜，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厅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馀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攙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滷气醲厚，即雨旸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馀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馀。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锭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侭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徵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掣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攙越，盐到发贩随销，亦听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馀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或坐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庆云既明习计政，主部事，先后奏请清釐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自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凡千五十九款，九百三十六万两。又奏言：“江南赋甲他省，额徵五百二十九万，道光十六年，豁欠五百六十馀万，计十年蠲一年之额；二十六年，豁欠一千馀万，计十年蠲两年。及咸丰二年，豁欠一千三百馀万，十年几蠲三年。请饬江苏督抚，熟田未完，不得混入次年缓徵。”又奏覆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以闽硷疲累，请展缓匀代额课，言：“闽硷所以疲累，病在私盐充斥，浮费繁重。芝昌等议停匀代课六万馀，派认续例课二万馀，五年之后，匀代起徵，例课仍纳。朝三暮四，恐无此办法。”又言：“芝昌等但陈料理之难，未筹补救之法，或就场徵课，或按包抽税。应令择一可行之策，另议具奏。”又奏覆江西巡抚张芾请拨粤盐济销，言：“江西借拨粤盐，前明总制陈南金、巡抚王守仁尝行之，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其法至善。应令速筹遵办。”又奏：“滇、黔解运铜铅，道远阻兵。应令於提镇驻紥重兵之处，筹铸制钱，并於附近水次兼铸大钱，运四川、两湖易银，并派民间交纳地丁税课。”又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岁需经费一百三四十万，垂及百年，为数万万。请停陕省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等八城，即由伊犁、乌鲁木齐满、绿营饬拨，五年更换，可岁省数十万。”又奏请裁东河河督南河河库道并两河厅员修防经费，南河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并裁漕督，归南河总督兼管。各疏多如所议行。寻授陕西巡抚。
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紥拉芬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
五年，奏言：“潞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畅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徕。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销。”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於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穀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穀，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
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馀堡至百数十堡，星罗釭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缺，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聚守，无事则散居，於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以救灾即以弭患。捻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啯匪，盗案多於他省，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於酉阳设屯田，分设屯兵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
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胡家坪贼巢。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剧病，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
谭廷襄，字竹厓，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知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由部召籴，费节而事集。”七年，署直隶总督。
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炮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采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馀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饬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
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入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
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餽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餽赆，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釐、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餽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
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廨，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廨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之人，路远给赀，亲丧承赙，皆罣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於是诸受餽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
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贻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贻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捻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贻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贻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贻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丁父忧，甲三复奏请留军。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贼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
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贻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濬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於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覈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斗，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馀。上以新贻未能豫防，下吏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於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