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 宋晋 袁希祖 文瑞毓禄 徐继畬 王发桂 廉兆纶 雷以諴 陶樑 吴存义 殷兆镛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会试务覈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户部议开捐纳举人、生员例，茂荫疏争，且言：“筹饷之法，不徒在开源，而在於善用。委诸盗贼之手，靡诸老弱之兵，销诸不肖之员弁，虽日言推广捐输，何济？”又极论：“银票亏商，银号亏国。经国谋猷，下同商贾，体至亵而利实至微。初时亏不能见，及亏折已甚，虽重治其罪，亦复奚补！”其言皆验。
二年，粤匪自长沙趋岳州，茂荫疏言：“安徽防务，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设险非难，得人为难。请起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帮办防堵，扼要驻守陆路，令府县劝谕绅民团练守助，用明金声御流贼保乡里之法，最为简易。”武昌既陷，茂荫又疏言：“贼势猖獗，宜急收人心，筹储积，讲训练，求人才。”三年，户部奏试行钞法，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纳与茂荫会议，奏行简要章程，并绘钞式以进。疏言：“皖北蒙、亳，捻匪蜂起，万一粤贼勾结，更为心腹巨患。夫欲平盗贼，尤在守令得人。庐、凤、颍诸郡，守令贪鄙者，实繁有徒。请严饬大吏从严劾汰，以治贼之源。”又曰：“两湖、江、皖处处言防，而处处不守。请严饬各督抚专主剿办，一处贼平，则他处之贼不敢复起；邻省贼灭，则本省之贼无自而来。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三月，扬州陷，茂荫疏言：“寇氛将偪山东，巡抚以剿贼出省，藩臬漫无布置，城内团丁不满七百。乞特简重臣防守，以固畿南屏蔽。”又言：“陕西设防，兵为民害，请谕饬按治。”茂荫屡上疏，言事侃侃，文宗颇乡用。擢太常寺卿，迁太仆寺卿。
粤匪犯畿辅，参赞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师涿州，诸军咸观望不肯前。茂荫疏言：“贼既渡滹沱而北，回翔於深、晋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惧吾兵出也。吾兵出而迁延不进，贼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窃谓贼自桂林北窜，诸帅丧师左次，皆为一守字所误。贼屯一日，可资休息；我屯一日，锐气日隳。贼所过劫掠，行不裹粮；我军坐食县官，日需钜饷。相持数月，饷绝兵匮，不待交绥而胜负已判。请密饬王大臣等明发号令，按兵拒守，而阴选健将率死士数千，潜师出彼不意，麾兵急击，一鼓可歼。如此，则大河以南，诸贼心怵胆落，不敢复图北犯矣。”
寻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奏铸当十、堂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馀递减。茂荫上疏争之曰：“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讫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今行大钱，颇见便利，盖喜新厌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弃如敝屣。稽诸往事，莫非如是。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宋沈畸之言曰：‘当十钱铸，召祸导奸，游手之徒，争先私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势不可遏。’张方平之议曰：‘奸人盗铸，大钱之用日轻。比年以来，虚高物估，增直於下，取偿於上，有折当之虚名，罹亏损之实害。’大观钱铸自蔡京，而其子绦作国史补叙：‘始之得息流通，继之盗铸多弊，终之改当折阅。’事皆目睹，尤为详尽。古所不能行，而谓可通行於今乎？信者国之宝。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经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侭现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上命王大臣及户部秉公定议，王大臣终执原议。
四年，户部会奏推广大钱办法，茂荫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镕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报。其后大钱终废，如茂荫言。
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行，议者虽专於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於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於国是，命恭亲王奕、定郡王载铨覈议。议上，谓茂荫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荫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荫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贷。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釐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荫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於法不为无罪，於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无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偾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藉藉；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於不纷，原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於求贤，而逸於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无不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荫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廑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馀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府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偕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於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更与考试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圜丘大祭，適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缛，於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惟详稽典礼，祀天钜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適，有遣代，无议减。现值祈年大祀，伏原皇上饬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现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饬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徵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馀艘，请饬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
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於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祇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於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原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伐之味，复健行之常，於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
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藩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於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桢、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藩司。”又请以曾国藩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无见，下官文、国藩等议奏。又疏言：“慕陵规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於部议，不行。
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綦钜。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馀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偿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镕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於得食，盗源亦以稍弭。”
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其意已餍，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藩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国藩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殒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
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可集，练非经久不能。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赀。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馀，坐食赀诎，终虞譁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龃龉，必至互为水火，转贻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闾，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
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详。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