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於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余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於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於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馀万，支用有馀，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釐。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於正赋中覈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於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扆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原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於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於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