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列传·卷一百九十五

更新时间:2021-03-03 00:48:11

  ◎儒林六

  ○陈亮 郑樵(林霆附) 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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