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黄钟、大吕、太族、夹钟为上四清声。盖黄钟为君，至尊无比。黄钟为宫，则十一律皆从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徵，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必用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不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若此。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
宋胡瑗知此义，故四清声皆小其围径以就之。然黄钟、太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
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为荐神之乐者，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巳申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所谓降神之乐者，冬至祀天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
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在琴中角弦第十徽，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井东舆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徽弦第五徽，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习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观，亦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
并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系。凡郊庙大乐，分注琴弦定徽，各有归旨。且自谓心所独契，斫轮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
疏下礼部。礼官言：“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等近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太常寺丞，令诣太和殿较定乐舞。
鹗遂上言：“《周礼》有郊祀之乐，有宗祀之乐。尊亲分殊，声律自别。臣伏听世庙乐章，律起林钟，均殊太庙。臣窃异之。盖世庙与太庙同礼，而林钟与黄钟异乐。函钟主祀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乐奏八变，以报资生之功。故用林钟起调，林钟毕调也。黄钟主祀宗庙，位分子野，星隶虚危，乐奏九成，以报本源之德。故用黄钟起调，黄钟毕调也。理义各有归旨，声数默相感通。况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称。今以祀母之乐，奏以祀子，恐世庙在天之灵，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谱是乐者，何所见也。臣观旧谱乐章，字用黄钟，声同太庙。但审听七声，中少一律，今更补正。使依奏格，则祖孙一气相为流通，函黄二宫不失均调。尊亲之分两得，神人之心胥悦矣。”诏下礼官。
李时等覆奏，以为：“鹗所言，与臣等所闻于律吕诸书者，深有所合。盖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宾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黄钟之六，此旧乐章之失也。若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之半声为变徵，太簇之半声为徵，姑洗之半声为羽，蕤宾之半声为变宫。迩者沈居敬更协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黄钟也；四，太簇之正声也；一，姑洗之正声也；六，黄钟之子声也。以林钟为宫，而所用为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声，则谬甚矣。况林钟一调，不宜用于宗庙，而太庙与世庙，不宜异调，鹗见尤真。自今宜用旧协音律，惟加以蕤宾勾声，去再生黄钟之六，改用应钟之凡，以成黄钟一均，庶于感格之义，深有所补。”
乃命鹗更定庙享乐音，而逮治沈居敬等。鹗寻谱定帝社稷乐歌以进。诏嘉其勤，晋为少卿，掌教雅乐。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皛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时七庙既建，乐制未备，礼官因请更定宗庙雅乐，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旧章弗协。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垂之万蜺。若特享，若祫享，若大祫，诗歌颂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其乐器、乐舞、各依太庙成式，备为规制。”制可。已而尊献帝为睿宗，祔享太庙。于是九庙春特、三时祫、季冬大祫乐章，皆更定焉。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祫，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张鹗迁太常卿，复申前说，建白三事：一请设特钟、特磬以为乐节；一请复宫县以备古制；一请候元气以定钟律。事下礼官，言：“特钟、特磬宜造乐悬，在庙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制。惟黄钟为声气之元，候气之法，实求中气以定中声，最为作乐本原。其说，若重室墐户，截管实灰，覆缇，按历气至灰飞，证以累黍，具有成法可依。其法，筑室于圜丘外垣隙地，选知历候者往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后委官考验。”从之。仍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黍，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
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