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複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蘄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湣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錶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孝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飯土簋，□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複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複生，離者不可複合，故聖人重之。
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