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昭阳作噩八月，尽阏逢阉茂七月，凡一年。
○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八年（辽大安九年）
八月，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帝不视事。
壬戌，遣使按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诸路水灾。
戊辰，赦天下。
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後閤，问太皇太后安。太皇太后谕曰：“今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又曰：“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乃呼左右赐社饭，曰：“明年社饭，当思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裁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世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己卯，诏以太皇太后园陵为山陵，命吕大防为山陵使。
庚辰，遣使告哀于辽。
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知定州。
冬，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几，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它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毁谤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事，皆是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亲政，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者；仁宗降诏，应明肃垂帘时事，更不得辄有上言。圣德广大，度越古今，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戊申，群臣七上表，请听政。
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国家兴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先太皇太后，性严正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恨，亦不为少，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此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不便。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岂有憎恶于其间哉！惟陛下辨析是非，斥远佞人。有以奸言惑听者，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辈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苏辙方具疏进谏，及见祖禹奏，曰：“经世之文也。”遂附名同进而毁己草。疏入，不报。
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遵行仁宗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吕希哲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沈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必宜修复；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不可委信臣下；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陛下不可以不察。”吕陶亦以为言，皆不报。
辽阿噜萨古之败于玛古苏也，辽主以耶律托卜嘉代为西北路招讨使。托卜嘉自以尝荐玛古苏，有旧恩，遣人招致之。玛古苏声言约降，托卜嘉遽信之，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禁士卒无得妄动。已而玛古苏率师骤至，裨将耶律绾、徐盛见其势锐，不及战而走，托卜嘉被害。托卜嘉，仁先之子也。庚戌，赠侍中，谥贞悯。
玛古苏既胜，准布诸部皆应之，冠倒塌岭。
壬子，辽遣使籍诸路。癸丑，命乌库节度使慎嘉努率兵援倒塌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