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诏审官院所定人赴中书，察堪任者引见。
甲戌，赐讨渝州夷贼兵特支钱。
三月，丁亥，夏人陷抚宁诸城。初，种谔进筑永乐川、赏捕岭二砦，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砦与河东路修筑，各相去四十馀里。已而夏人来攻顺宁砦，遂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等拥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尺，啰兀兵势尚完。谔在绥德节制诸军，闻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顾运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殁者千馀人，果不出郭逵所料云。会庆州军叛，诏罢西师，弃罗兀城。
夔州路转运使孙构言杜安行等讨夷贼，斥地七百里；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先是李承之荐惇于王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顾其才可用耳。公诚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戊子，庆州广锐卒叛，转运司以闻，帝召二府，出奏示之，深以用兵为忧。枢密使文彦博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不当有所偏听。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帝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王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
诏讨庆州叛卒，平之。
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四十顷以赡士；并置小学教授。
辛卯，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
癸卯，减河东、陕西路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民缘军事科役者，蠲其租赋。
丙午，种谔坐陷抚宁堡，责授汝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寻再贬贺州别驾。
丁未，韩绛坐兴师败衄罢，以本官知邓州。
己酉，辽主如黑水，论讨五国功，晋秩有差。
都水监丞宋昌言，从内侍程昉之议，请浚漳河，役兵万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财用不足，文彦博曰：“足财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开，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开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会京东、河北风变异常，民大恐，帝手诏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漳河之役妨农，来岁为之未晚。
夏，四月，丙辰朔，恤刑。
癸亥，罢陕西交子法。
戊申，以邓绾为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时新法皆出司农，而吕惠卿居忧，曾布不能独任其事，王安石欲藉绾以威众，故有是命。绾言：“判亳州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佥判、管句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弼上奏，乞独坐，且云：“青苗一事，天下之人皆知为害。臣来本州，不散钱斛，愿当严谴。其馀徐公衮以下州县吏，望圣慈特与矜贷。”
癸酉，以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先是光任永兴，以言不用，乞判留台，不报。又上疏曰：“臣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此数人者，睹安石所为，抗章、对策，极言其害，而镇因乞致仕。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不敢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亦安石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唯陛下裁处！”久之，乃从其请。光既归洛，绝口不论事。
辽主如纳葛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