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酉，增失入死罪法。
甲戌，五国降于辽，仍献方物。辽主嘉萧苏拉功，徙北面林牙，寻改南院副部署。
帝以卿监、监司、知州有老不任职者，当与闲局，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丙戌，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宫观官使，不限员。
是月，知通进银台司祖无择以事下秀州狱。初，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故事，词臣许受人馈，谓之润笔。时有馈安石者，辞不获，取置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而恶之，及得政，讽监司求无择罪。会知明州苗振以贪闻，御史里行王子韶出案其狱，迎安石意，发无择知杭州时事，自京师逮对，而以振狱付张载。苏颂言无择列侍从，不当与故吏对曲直，张戬亦救之，皆不听。狱成，无贪状，但得其贷官钱、接部民坐及乘船过制而已，遂谪忠正军节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无择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为，未有为之而无效者。”无择少从孙复学，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用小过锻炼，放弃终身，士论惜之。
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渐灯四千馀枝，直史馆、权开封府推断苏轼言：“陛下留心经术，动法尧、舜，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两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轼因上书极论时政，凡七千馀言。
其略曰：“臣之所欲献者，三言而已，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陛下当崇道德而厚风俗，不当急功利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放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王安石见而深恶之。
辽武安州观察使耶律迪里迁长宁宫使，检括户部司乾州钱帛，逋负，立出纳经画法，公私便之。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三年（辽咸雍六年）
春，正月，甲午，辽主如千鹅泺。
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
乙卯，诏：“诸路常平、广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沮遏者亦如之。”
先是知通进银台司范镇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先估其直，收敛未毕，已趣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入奏，称民间欢呼歌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戊午，判尚书都省张方平出知陈州。初，方平为参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为不可，寻以父忧去。服阕，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都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有是命。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帝为之怃然。未几，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安石深祖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复出判应天府。
二月，壬戌朔，河北安抚使韩琦言：“臣准青苗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者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时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决有行刑督责、同保均陪之患。陛下励精求治，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尽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帝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如桑弘羊笼天在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始以琦说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
丙寅，以兵部员外郎傅尧俞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待制、谏院还君。”尧俞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欺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