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辰，初开经筵。
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
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粟麦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行之数年，廪有馀粮。至是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从之。
初，王安石既与叶惠卿议定，出示苏辙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汉常平法耳。今此法具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方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至京师，与之议。广渊请施之河北，安石遂决意行之，次第及于诸路。
辛卯，废奉慈殿。
壬辰，以秘书省著作佐郎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从王安石荐也。
王安石独奏事，帝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人。如是而犹以为不可，岂为知权乎！”
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仁先奉命讨准布，严斥候，扼敌冲，诸属国并怀柔服从，诸事整饬。准布来寇，仁先逆击之，追杀八十馀里；大军继至，又败之。别部来救者，见仁先屡胜，不敢战而降，北边遂安。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常移病不入中书，久之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问曰：“卿既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如何？”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帝意不乐故也。
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行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故事，宰相以侍郎为之，而无左右丞拜者；学士王珪当制，以为言，升之于是躐迁尚书。升之资历高于安石，而素与安石相表里，故安石劝帝先用之。
诏城绥州。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砦，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使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召褒逵曰：“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既，誓诏已降，夏人犹不归二砦，且遣刚明鄂特秋，言欲先得绥州。逵命机宜文字赵离等如夏交所纳二砦，且定地界。刚明鄂特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离曰：“然则塞门、安远二墙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刚明鄂特语塞。离以夏人渝盟，请城绥州，不以易二砦；从之，改名绥德城。
司马光入对，帝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惇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边事。”光曰：“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从旁制之，此明人之法也。”光又言富弼去可惜，帝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其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帝又问：“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帝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然为人太强。”光曰：“琦实忠于国家，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帝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戊戌，以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赐姓赵，名怀顺。
己亥，辽主驻藕丝淀。
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由閤门上殿。”时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台谏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谏官例，牒閤门求对；或有急奏，仍许越次上殿。”帝从其言，故有是诏。戬，长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来谢封册。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务变更旧制，患同列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与升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极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同者。安石不觉其诈，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不肯关预，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始判。帝谓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书，以制置条例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故耻任此职。陛下置司，本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韩绛，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绛。安石每奏事，绛必曰：“安石所陈皆至当。”安石恃以为助。
帝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谮之，乃罢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