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言：“窃闻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群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斥，臣窃为朝廷惜之！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非窃叹者多矣。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不则且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
吕公著言：“吕诲等以论事过当，并从责降，闻命之始，物论腾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且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
命殿中丞苏轼直史馆。帝在籓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人翰林，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它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久而用之，则人无异辞，今骤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帝曰：“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它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甲午，辽驿召武定军节度使姚景行入见。辽主问以治道，奏对称旨，复拜南院枢密使。又召入内殿，出御书及太子书示之。辽主尝有意南伐，问景行曰：“宋人好生边事，如何？”景行曰：“自圣宗与宋人和好，迨今几六十年，若以细故用兵，恐违先帝成约。”辽主以为然，遂止。
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欲乞下太常礼院博采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丁巳，赐群臣御筵于诸园苑。
己未，彗星晨见于壁，长七尺许。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使辽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帝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
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事朕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致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除改，见任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此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耳。伏望特发宸断，召还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诽谤之语更为讴歌矣。”不过。光遂奏请与尧俞同责，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遣逐，如臣者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又奏乞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
壬戌，以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廓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源明，劝子也。
甲子，以都官员外郎黄炤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
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孙昌龄及郭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炤中选。帝又特批“之奇与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前举制科不久等，尝诣修，盛言追崇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炤并命。之奇入对，帝面谕曰：“朕向览卿所对策，甚善，而有司误遗，故亲有是除。”之奇，宜兴人，堂从子。宗翰，道辅子也。
是日，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遗使泛至诸臣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宜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华色而已。”帝嘉纳之。
戊辰，帝亲录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减常膳。帝对枢臣，以彗为忧。胡宿请备边。吕公弼曰：“彗非小变，不可不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祇天戒，臣恐患不在边也。”
新除监察御史里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
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宣帝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自罢议之后，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诬诋，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致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去‘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抵牾。傅尧俞等不顾义礼，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搢绅士民，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