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制诰余靖言：“昨闻西人与契丹约和，寻复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来告西伐，将命者不绝，蠹耗财用。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谕以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为两朝重轻，设或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边上关报，更不专遣使臣。”从之。
庚子，辽主驻撒刺泺。
乙巳，以马军都虞候公廨为太学。
庚戌，御迩英阁，进读《三朝经武圣略》，出阵图数本，并陕西僧所献兵器铁浑拨，以示讲读官。
癸丑，桂阳监言唐和等复内寇。
三月，戊午，御迩英阁，讲《诗·匪风篇》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与忠义，昨使契丹，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忘身立事，古人所难。去年秋，契丹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在外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畜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用？所损岂细哉！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毕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禀忠义，又感此恩，唯思效死，岂敢更以内外职任为意！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朝夕经营，以防二边之变，朝廷实有所倚。”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甲子，广西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区希范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递以檄谕蛮，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吴香及狱囚区世宏，脱其械，与衣带，使入峒说谕，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馀级，复环州。希范与蒙趕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谓将佐曰：“蛮依险阻，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所以数叛。今特以穷蹙来降，后必复动，莫如尽杀之以绝后患。”乃击牛马，为蔓陀罗酒，大会环州，坐中，伏兵发，禽诛七十馀人，取五藏画为图，释尪病被胁与因败而降者百馀人。后三日，又得希范，醢之以遗诸谿洞。
丙子，诏礼部贡院增天下解额。贡院请以景祐四年、庆历元年科场取解进士人数内，择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为率，就试人虽多，所增人数各不过元额之半，总诸州军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诏遂为定额。
范仲淹既去，执政以新定科举入学预试为不便，且言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议，有司请如旧法。乃诏曰：“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
监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节文，应奏廕选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礼，限半年内许令赴铨投状，京官每年春季赴国子监投状，并差两制官于逐处考试，内习词业者或论或诗赋，习经业者各专一经，试墨义等及格者，与放选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实诲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则务学者日以怠惰，一旦俾临民莅政，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
枢密副使庞籍言曩霄已受封册，望早令延州、保安军立定封界。
甲申，诏：“师兴以来，陕西军士暴露良苦，民疲转饷。其降系囚罪一等，杖笞释之；边兵赐缗钱；民去年逋负皆勿责，蠲其租税之半。麟、府州尝为羌所寇掠，除逋负视此。进士一举、诸科两举，并与免今年取解。”
丙戌，罢人粟授官，从殿中丞张庚所请也。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信；言不逆耳，不为谏诤。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
“昔年仲淹以忠言闻于中外，天下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正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性既不同，所见各异，故议事多不相从。如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弼力言契丹必不来；又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琦则是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居则相称美，议事则廷争无私，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夫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开天章阁，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岂不诬哉！
“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劳困及于天下，契丹乘衅违盟，书词侮慢，陛下但以边防无备，屈志买和。弼等见中国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